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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我的老同事费伟伟的新闻实务专著《人民日报记者说  好稿是怎样“修炼”而成的》,感慨良多。在互联网“大众麦克风时代”,蓦然回首,想不到灯火阑珊处还有人如此执着地讨论新闻采写编评的实务,孜孜不倦,并乐此不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家还拥挤在7号楼集体宿舍时,有次费伟伟的女儿来玩,我顺手送给孩子一个小礼物,一会儿却见孩子又送回来了。费伟伟坚持未经大人允许,孩子不得接受礼物。这份谨严,与他在报纸版面上的认真计较,一脉相通。
 
曾五获中国新闻奖的费伟伟,在《人民日报记者说  好稿是怎样“修炼”而成的》一书中,对于新闻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和沉淀:
 
问题要“尖”,切口应小
用方言如何添彩不添堵
“太多的数据无异于毒药”
“做文章不可太老实”
多用动词,巧用动词
从貌似熟悉中发现陌生
有兴味或许比有干货更重要
“大手笔”先得脚板勤
…………
 
费伟伟,无锡人,1983年进入人民日报,先在总编室工作,然后是社属媒体《市场报》副总编辑,旋即创办《中国能源报》,后任人民日报福建分社社长,再后来回京在人民日报地方部重执编务。他赶上了党报在拨乱反正时期的风雨岁月,见证和亲历了改革开放的35年历程。
党报新闻宣传的工作场景,恐怕是体制外人士想象不出的。费伟伟回忆头一回给人民日报写稿的情形,投给一版的小言论专栏“今日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丁济沧从标题到内容亲自指导修改。第二回投稿,总编室主任陆超祺改得更细,稿样如“天女散花”,费伟伟说:“真的只恨地板上少条缝,一字一字数下来,剩下来我写的不过十几个字,哪还好意思署名?”组长李济国笑着圆场:那就老陆、小费各取一字吧。报纸刊出时署名:陆飞。
 
80年代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大厅的评报栏前每天人头攒动,直言不讳的评报是家常便饭,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记者们“感谢批评,感恩批评”,年轻人更以获得老编辑、老记者批评为荣。人民日报资深编辑钟立群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标题:南方某报纸发一稿,某地大力扶持发展农民养殖专业户,给沿海地区提供鲜禽鲜蛋,做了一个很有气势的标题《百万雄鸡下江南》。钟老诙谐地说:卖到市场上的肯定不能全是雄鸡,否则消费者不买账;再说雄鸡们也绝不会雄赳赳而去,只能是装在笼子里蔫头耸脑地贩走,与标题所营造的宏大气势委实差了很多。人民日报前社长杨振武在总编室《夜班值班手记》写道:“推敲之苦,打磨之累,应成为编辑之乐,而且要乐此不疲。”费伟伟则信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一句话:写作就是“同每一个词搏斗”。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都得紧紧抓住读者。张艺谋说过一句好玩的话:“文学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拿你千奇百怪的方式去说。”眼下新闻报道有个通病,就是语言太板正。得学会放下身段,“打开自己”。总是“打着领带”,笔下怎么可能冒出有灵性的文字呢?
 
女儿钟嘉《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记载了钟立群病重时的一个细节:这天下午,父亲睡醒来,平躺着,脸上表情平静。我坐在床边,揉着他常常冰凉而麻木的手。父亲突然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标题,《春风不闻黄鱼叫》……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个把毕生献给新闻事业的老报人,还在他曾经做过的标题里徜徉流连。
 
人民日报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政治敏感性和大局意识。80年代,总编室一版编辑组组长李济国,是60年代初入社的老同志,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案例:1961年是新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这年下半年出访归来,第二天报上发的消息说:“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总理当即让值班秘书把记者找去,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总理又谆谆告诫,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天灾人祸闹得我们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李济国开导年轻人:有时报道中一个词用得是否得当,都能体现大局。
 
2011年4月,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结果发布,消息稿原题:全国总人口为13.39亿。消息中说,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为1339724852人,这是国家统计局长说的。但人民日报最后的见报题为:全国总人口13.7亿。因为一版编辑坚持做了处理,就是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才算得上“全国人口”!
 
费伟伟做值班编辑时,处理过海南博鳌机场快速建成的新闻,原稿提到:“琼海博鳌机场4个月迁坟3502座,征地4107亩。”费伟伟提出,迁坟征地是很敏感的事,尤其又只用了4个月时间,能保证其中没有后遗症吗?“加速度”还是不提为宜。见报稿删去了迁坟。原稿说,博鳌机场从开工到试飞仅用10个月,创造了世界民航机场建设史上的奇迹,但没说明消息来源。费伟伟认为:由某个地方政府来下这个结论,很不妥当,权威性也不够。由此,他提出了党报工作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不是站在“五指山”上,而是站在“天安门”上看呢?这就是人民日报的政治站位。
 
费伟伟相信:党报擅长的“宏大叙事”并未过时。过去有些所谓宏大叙事的报道,过多关注主题、主线,堆砌概念、数字,忽略生动鲜活的故事、细节,不能吸引人。有人因此而主张让位于“微观叙事”,新闻报道多关注个体,关注新闻事件中个体命运的变幻。费伟伟引用党史专家龚育之的一个观点:要实现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特写镜头写历史的统一。鉴于以前“宏大叙事”不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要注重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视野宜宽,切口当小。费伟伟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2014年8月间人民日报头版“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这肯定是一个宏大的宣传主题,但记者落笔常常是很小的切口,每一段都有画面,有镜头,有对话。参加“交通篇”采写的广东分社记者贺林平说:“扎进去”以后,发现京津冀这么一个看似大而空的话题,其实是一块丰富多彩的三菱柱,一个酸甜苦辣的五味瓶,一面世像百态的西洋镜。经常往返天津和邯郸的医生,到河北谈业务遭遇断头路的北京白领,每月回一次老家的天津上班族,还有自行堆起土桥过河往来京冀两地的打工者、公交司机……这些浮生琐事从“江湖之远”被挖掘出来,为高居“庙堂之上”的报道接上了地气。
 
费伟伟建议:要小切口,但不要小家子气。小处落笔的好处是容易写得精致,可能带来的问题则是容易写得纤弱。党报上的小故事首先来自大视野,小故事的挖掘、选择、判断,考验着记者对问题思考的深度,考验着记者视线的高度和胸襟的宽广程度。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宝善赞扬这组报道“文笔劲健,很有气场”。
 
这些年来,传统媒体容易边缘化,主流媒体也自我告诫警惕“没落贵族心态”。但在高墙深院内,在全国各地的车间田垄集市,依然有这样一群痴心不改的办报人在默默耕耘,自得其乐,并坚信自己的努力对历史有价值。
 
人民日报社办了30年的《市场报》转型为人民网一个频道——市场报网时,费伟伟作为末任副总编辑,写了最后那期《致读者》:道一声再见,不是悲壮的永别,而是一次光荣的转身!市场报能完成“光荣的转身”吗?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决不转身!“纸”也许会死,但“报”永不消亡,只要人们对媒体的需求还在,就得有人办报,只不过“纸”也许变“屏”。正像汉字不会亡一样,阅读不会死,媒体不会死!
 
这是局外人难以体会却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一份职业信念和人生境界。
如今,当年的小费也被老朋友半开玩笑地称为“费老”了。他在书中写下一段肺腑之言:报纸是一种精致阅读体验,守住这份精致,才能在新媒体时代岿然屹立,这需要一批人怀抱理想坚持不懈,守正创新。无非是对新闻事业爱得真诚,个人得失且放在一边,坚守那份对新闻的挚爱,把写稿变成纯粹的、最能获得快乐的精神活动。
文章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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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

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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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报纸编辑,曾获全国好新闻奖,新世纪转型做新媒体研究。个人兴趣:党史、动漫、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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