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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陆陆续续在看电视剧《父母爱情》,被该片厚重的历史感和人生沧桑所吸引。在新中国草创初期,青岛资本家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姐安杰嫁给了从农村参加革命的军官江德福,虽然婚后少不了“资产阶级”趣味和农民、军人观念习惯的磨合,但在军营成功地避开了那个年代的大风大浪。即使儿女翻出她深藏箱底的旗袍差点惹祸,关键时刻还是江司令的一声怒吼,赶走了乳臭未干的造反小将。正如江德福所言:“幸亏你进了岛,要是在外边,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早就打成右派了。”
 
而安杰的姐姐一家却无处可逃。姐夫欧阳懿出身于旧中国一个十分富足的家庭,早年留洋,受过高等教育,“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瞧不起江德福这样的大老粗,表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轻狂地扬言“没有他们老子过得更好”。欧阳懿故意在西餐馆设家宴,存心要看老江用不惯刀叉、吃不了几成熟牛肉的洋相。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欧阳懿没有离开祖国,留了下来,但他的口无遮拦,恃才傲物,很快便在“反右”运动中折戟,发配黑山岛劳动改造,连累妻女也离开青岛,全家到荒凉的海岛凄凉度日。
 
欧阳懿在政治高压下变得沉默寡言,遇到小战士也弯腰鞠躬,甚至拒绝与安杰会面。安杰的姐姐安欣陪伴丈夫到黑山岛含辛茹苦,被安杰请来伺候月子时,姐妹俩在一张床上的悄悄话,像尖刀一样伤人心:
 
“你想我聊什么呢,想听我说什么呢?想听这些年吃的苦,不如意,穷困潦倒,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难道我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欧阳懿和安欣在命运的揉搓中,顽强地捍卫着最后一丝尊严。欧阳懿每日在海边行单只影打渔,内心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那份孤傲。
最让人动容的,是对欧阳懿的称谓。第一次在西餐馆见面,江德福大大咧咧地叫他“老欧”,让欧阳懿很不受用。欧阳懿落难后,带着家人在孤岛卑微谋生,更是成了被呼来喝去的“老欧”,内心的创伤非外人所能尽知。在终于摘掉“右派”帽子后的家宴上,他对自己叫“欧阳”还是“老欧”耿耿于怀,终于在醉后伏案痛哭,埋怨妻子安欣: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作践我了,我不是老欧,我是欧阳懿啊——”
 
忍辱含垢多年的压抑,决堤而出,一泻千里。
 
不是过来人,很难体会政治身份给个人和家庭如泰山压顶般的重负。“右派”身份,失去知识分子的职业保障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让原本过着“资产阶级”优雅生活的欧阳懿和农民背景的江德福,连带两个家庭有了天壤之别。江德福司令到黑山岛检查工作,在码头看到昔日心高气傲的姐夫在扛麻袋;安杰在解放军战士陪同下乘舰艇离开黑山岛时,远远看见欧阳懿在海上奋力划船的孤独身影;欧阳懿一家吃窝窝头,两个女儿穿着像小叫花子般,安欣为招待已是司令老婆的妹妹,翻箱倒柜想找出一只像点样子的茶杯……
 
等到“右派”“改正”(电视剧里误为“平反”)后,欧阳懿获得了自由,却找不回知识分子的本真。炒股,网恋,成为精神上的“侏儒”。让人不由得想起那段话:
 
那些被我们畏惧地称之为岁月、命运、历史之类的东西,滚滚而来,然后碾碎了这条路上所有人的人生。
 
更多的普通人,还没来得及发出呻吟,就成了时间的亡魂。
 
《父母爱情》写的是江德福、安杰夫妇几十年的相爱相守,当年的“政治运动”本是朦胧的历史背景,恐怕只有过来人才看得懂其中撕心裂肺的委屈艰辛。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新中国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思想底色倾向于自由主义,始终得不到信任。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两次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从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唯一让人欣慰的,倒是当初被欧阳懿看不起的江德福怜惜家属亲缘,鼓励安杰暗中与姐姐来往,多有照顾,还安排姐姐的两个孩子到广州当兵。姐妹两家子再次见面,已是海岛司令的江德福对这位沦为政治“贱民”的连襟改口尊称“欧阳”,并叮嘱孩子们不准叫姨夫“老欧”。昔日的“鸿儒”,终究还是在“白丁”身边找到了一份真诚的温暖。真是命运弄人!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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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

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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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报纸编辑,曾获全国好新闻奖,新世纪转型做新媒体研究。个人兴趣:党史、动漫、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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