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印象中，翻开党报，大概都是一些须正襟危坐诵读的高言大论。其实，《人民日报》也有很多朴实清新的小微评论，比如“今日谈”，每篇不超过500字。这个栏目自1980年1月创办，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和四版上，只是豆腐块文章，却代表了体制内接地气、晓民意的一种姿态。

在上世纪80年代，“今日谈”的作者高手如云，包括大作家夏衍（《劳驾再报道一下》，笔名王良）和萧乾（《这个词用错了》），国防科技前领导人张爱萍（《值得一听的外国人的话》），经济学家于光远（《此“保”与彼“保”》），甚至连分管新闻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曾化名撰稿。在“今日谈”的第一批作者中，除了专职的评论部编辑，先后在总编室和河北记者站工作的杨振武，是发声最勤的年轻记者。

《少一点片面性》（1981年4月17日）：谈到农村有些地方以精神文明为由，限制农民把精力多投入自留地，把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等强调到不顾个人利益的地步；而宣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走到表扬歪门邪道致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辩证法，讲某一面就容易丢掉另一面”，给群众造成一种政策要变的错觉。作者主张既要着重清理“左”的影响，又要防止另一种倾向。

《农民的心愿》（1981年8月4日）：谈到一个靠“大包干”致富的农民，给公社党委送去一竹筐油条，希望公社党委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尝尝。作者从一筐油条，看到了农民热腾腾的心意，人民群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发自肺腑的认同和拥护。在这框油条面前，指责农村好形势背离了社会主义，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希望再也不要干“违背农民意愿的蠢事”。

《“萝卜”快了也要“洗泥”》（1981年8月8日）：过去有句生意经，叫“萝卜快了不洗泥”。意思是说，市场上紧缺的商品，质量差点也卖得出，因而对紧缺商品粗制滥造，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老毛病。作者预感到一个买方市场的来临，“萝卜”快了也要“洗泥”。

《当农民的“资格”》（1983年2月8日）：谈到农村落实责任制后，一些小学生辍学承包责任田。作者预感到，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农业生产各个领域，务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当农民也要有“资格”。

《共产党员的“样子”》（1984年1月20日）：当年有一部电影《不该发生的故事》，说的是农村划分作业组后，几名党员竟成了没人要的“组外人”，令人痛心。后来，党员发愤图强，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为困难群众排难解忧，重新受到群众拥护。作者感慨：我们整党就是要解决“党员像不像样子的问题”，使每个同志都成为合格的党员，并且力争成为模范党员。

80年代时兴“文化热”，萨特、尼采，甚至很少有人读得懂的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都大行其道。这时候写出这样一些“土得掉渣”的小言论，表现了党报记者对底层民瘼的深切体察，一枝一叶总关情。河北新乐人杨振武，大学毕业后，就是从这些小言论亮相，走入人民日报。直到2013年，已经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杨振武，在上海分社还提醒报社同仁：“人民日报要办好，必须要顶天，要立地，要让党放心，也要让人民满意。”“顶天”而“立地”，是这家诞生于华北解放区农村的报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杨振武待人诚挚，颇有燕赵之风。任职教科文部副主任时，一次到上海开会，局级干部本可以坐飞机，却主动陪着两个年轻记者坐了一夜火车。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刘衡晚年，我曾到她家探望，问起离休这些年来报社哪些领导登门过。老太太第一个就说起时任记者部主任的“老杨”。刘衡从陕甘宁边区开始新闻生涯，当过22年“右派”，晚年孑然一身，在人民日报北区宿舍几只鹦鹉相伴，有老同志问候，内心应该多一丝温暖。2014年7月29日晨，人民日报老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起草者谭文瑞病逝，下午人民日报编委会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已是社长的杨振武即提议，全体起立为谭文瑞默哀。

走进金台西路二号大院，与这里的报人混熟后，没有一点体制内高楼深院的感觉。每天清早，在小树林里漫步，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来自延安、晋察冀或晋冀鲁豫的干部。他们从容地谈论当天见报的某篇评论的政策背景，甚至某句话的春秋大义，品评时事鞭辟入里，相逢一笑莫逆于心。从解放初邓拓做总编辑起，人民日报就保留着“序齿不序爵”的传统。无论你是部门主任还是老总，见面只叫你“老张”、“老李”。杨振武成为人民日报社长后，80年代的报社老同事见到他，依然习惯地称“老杨”，而“老杨”也不以为忤。

难怪1976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第二天，奉命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在重返军界后还念念不忘党中央机关报特殊的“企业文化”：“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