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研究生同学餐聚，在同学群吆喝了两天，来了六位。地点就在33年前共同入职的人民日报社附近“绿茶”餐馆。

 

还记得入职后第一次领导讲话，在人民日报大院文贤居二楼，来自梁启超家乡的总编辑谭文瑞说着说着，忽然卡了壳，想不起前一句说的是什么。在场的年轻人，没有一人哄笑。对这位曾任邓小平访美顾问、起草《告台湾同胞书》的党内才子，我们心存敬意。五年前，老谭已仙逝。

 

一转眼，我们的同学聚会，也到了交流挂号看病等琐事经验的年纪，席间夹杂一些对时事的吐槽忧思，还有摆弄手机上APP时的同学互助。

 

三十年前，在人民日报九号楼，全班同学一起动手，各显神通，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畅谈通宵，直到东方之既白。那时候风华正茂，觉得天下事无不可为。

 

进入报社后，各自努力，在天南海北、体制浮沉中接受历练。新闻界处在八面来风的端口，淡定看世事沧桑，潮起潮落。

 

G同学曾万里南下，踏上南沙礁堡，采访守备部队。这里靠近赤道，铁皮屋里如蒸笼，淡水要从陆地运来。最困难的是没有蔬菜，守礁半年、8个月，都吃罐头，许多人患了口腔溃疡。守礁官兵对绿色的渴望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回到陆地“看见路边的树叶子，我都想捋一把吃下去”。官兵们用挎包、箩筐、编织袋把土运到礁上，各种菜子、树苗、花秧也带来了。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第一次呵护出绿色的生命！小油菜、辣椒、白菜、茄子、萝卜、冬瓜、苋菜等10多种蔬菜先后在南沙落户。金杜、野枇杷、芭蕉、松柏等20多种花木先后在珊瑚礁盘上扎根。面积最大的永暑礁，还修建了花坛、草地、林荫道。

 

这是记者与报道对象都豪迈向上的年代。

 

 

Z同学是在1989年8月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见证了前苏联改革的呼啸而来和如泰山倾颓。她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谈到：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让我觉得很惋惜，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义无反顾进行了改革，而且不在乎，压上了自己的命运。他把没有把握的改革开展起来，也把全苏联人民压上了。可是最后就这样突然失败了，而且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一样，整个就苏联解体了，他也走下了政治舞台。

 

“一直对这个人还是有兴趣的，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是他本身的原因、政策的原因，走得太快了，不符合国情，还是什么原因？”于是，有了《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等苏俄转型专著。

S同学则东渡日本。中国民众反对日本修改侵略历史抗议游行后，日本人的电话、传真和邮件纪录涌向他所在的人民网日本镜像站，其中不乏令人动容、引人深思的内容。S同学感慨：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起，保守势力渐次强大，左翼退潮，和平力量走下坡路。但一般而论，在一个国家里，无论是左的势力还是右的势力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倾向不明显的中间力量，对政治不关心，对国际关系更是缺乏明确见解。在斗争中，要分清左中右三种力量，区别对待。除了联合左翼外，还应该团结中间部分，最大限度地赢得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F同学采访嘉兴律师崔钟，他曾为一位被指控为贪污罪的妇女辩护。一次又一次的上级指示，传到崔钟的耳里，要求“律师辩论时要顾大局，不能帮倒忙”！笑口常开的崔钟，此时神情威严，坦然回答说：“我要顾全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四化的利益，是法律的尊严，除此以外的所谓大局，我一概不顾！”崔律师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事实，坚信这位中年妇女不是罪犯，而是个有功的创业者。

 

F同学在人民日报写道：1980年我国恢复了律师制度。可是，还有人认为律师是“为坏人说话”，“和党唱反调”。崔钟说：“正是因为这个‘反调’，才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制精神。群众正是从我们的法庭辩护中，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

 

三十多年过去，崔律师的风骨和党报对律师工作的理解支持，在岁月深处，熠熠发光。

 

X同学早在1987年就报道了四百多位厂长经理希望政府“放心、放权”的诉求，让厂长经理真正对企业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他写道：“实行厂长负责制，从党委对企业‘一元化’领导转到厂长对企业全面负责，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这是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要求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作相应的转变。

 

如今32年过去，厂长负责制似乎又成了问题，时空错乱，令人扼腕。

我们这代人，有这么多曲里拐弯的经历，有幸运也有不甘，有美好的体验不枉今生，也有无望的期许以待来年。聚餐结束时，我说起一位男同学邀我陪同，请在读时未能共餐的一位女生吃饭，这深埋了三十多年的心愿，片刻也是永恒。更记得《老人与海》里主人公的一句话：“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

 

喜欢千昌夫的《北国之春》：“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 ，木兰花开山岗上……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独木桥自横，嫩芽初上落叶松……”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