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伴随一首《红旗颂》，21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来。礼宾车上，有亲属代表举着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画像，其中就有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

邓子恢，最早的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闽西），1953年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接着成为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一个如坐针毡的职位。

 

此前的1951年，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共山西省委提交的一份报告警告说：老解放区随着战争的结束、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民“自发力量”正在“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建议扩大农村合作组，对于农村的私有经济“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请示到少奇那里。少奇同志批评山西省委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农业集体化只能以城市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为前提。

 

结果，高层发话，支持山西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少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1953年成立的农村工作部，职责就是统一领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

 

邓子恢对农村和农民有很深的感情，有次参观《收租院》泥塑展，在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塑像旁默默地站了很久，淌下两行热泪。邓子恢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

自称为“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邓子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反对“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主张“地主也分田”，缓和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对于农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邓子恢与他的战友们并无不同。邓子恢的高明和可敬之处，在于他坚持寻找“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当时党内的共识是，合作化要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完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实行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在承认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而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邓子恢反复强调的是，这种过渡一定要循序渐进。

 

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上提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所以合作化的速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在土改后要尊重“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保障农民的“四大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史上的独特价值在于，从农村基层的丰富经验和调查研究中，保有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随声附和。农村工作部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战略时，讲求战术、控制节奏、捍卫底线。为此，邓子恢不惜与高层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争和坚守。

 

邓子恢不赞同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问题是“急躁冒进”。农村工作部成立之初，他安排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见报。这篇社论分析了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包括1亿户小生产小私有的个体农民，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占总农户2‰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足总耕地面积3‰的国营农场，还有比重很小的富农经济。与主要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生产队伍、私有分散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是，生产力极为落后：“农具还是古老的木犁、水车，靠人力、畜力耕耘，靠人工肥料，而不是靠机器耕耘、机器灌溉和化学肥料。”

 

人民日报社论如此深切地体察私有个体农民的苦衷，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再也看不到了：“他们在生产中就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他们对于生产上任何一种新的改革，一定要经过反复计算比较，确知其有得无失、有利无害时才能接受。他们深知自己的经济条件，万一有失，就要影响他们一年的生活，甚至两三年还翻不过身来。”

 

社论因此强调：“当我们向互助合作道路上前进时，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工作对象是小私有者。而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社论中向全党发出告诫：强迫农民入社，将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入社农民的土地和牲畜的报酬，必然会“吓退农民”，导致互助组合作社垮台：“因此，想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必须谨防各种冒进倾向的发生。”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下，党内有识之士仍然试图减缓合作化风暴对几亿农民的小日子、也是国家根本的冲击。

 

这篇社论是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定下的工作基调，也是后来被讥讽为“小脚女人”的思想源头。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与福建老乡邓子恢商量，派遣记者李克林常驻农村工作部做“联络员”。李克林抓住各地合作化工作中反映上来的突出问题，一事一议，与同事编写了一系列花边短文，像《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

 

到1954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已经发展到49.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0.9%。在邓子恢看来，步伐足够快了，现在需要的是消化已有成果、稳定农业生产。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邓子恢起草的文件《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有相当部分新社是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合作化运动当前“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邓子恢曾致电浙江省委建议解散一批条件不成熟的合作社。

 

高层要求到1956年全国发展到100万个合作社。这个提议很快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可是，很快又有了新想法，提出100万个社似乎太少了，干脆在65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左右！

 

邓子恢坚决不从，发生了激烈争辩。邓子恢坚持说，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65万个社已属冒进，100万个更不容易，如果再加码到130万个则大大超出条件许可。面折廷争，从前半夜争到天亮，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7月31日，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被指责为“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会议一结束，中央即发出指示：“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接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做出检讨。此后，邓子恢靠边养病，而杜润生则被调离农村工作部。

 

全会结束一年后，中国农村快马加鞭基本实现了“合作化”。除了不许入社的地主、富农，除了地处偏僻的零散农户无法建社，所有农民都被拉进合作社，而且大多数是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从邓子恢创建农村工作部的1953年起原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才过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高级社又发展为管理高度集权、分配高度平均的“人民公社”。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高层垂询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写了封信，详细陈述了保留自留地的理由。他在信中痛切陈词：“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

 

然而，邓子恢还是无可奈何地坐视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其结果导致了一场大饥荒。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家乡龙岩地区饿死了很多人。邓子恢赶到龙岩访贫问苦，心情十分沉重。在闽西根据地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出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颤巍巍地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革命老区在解放后只能用蕉芋粉待客！邓子恢心情激荡，含着眼泪喝下了这碗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尽管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宜进甜食。

 

在自己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来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何立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邓子恢》，《党史文苑》2008年12上半月）

（三年饥荒，图片来自互联网）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乡亲们“想想法子”的泣血呼吁，重新唤醒了邓子恢直言犯上的勇气。他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斗胆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公社食堂全部停办。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少奇主持的中央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意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田家英在湖南农村也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回京后向少奇、陈云、小平等进言，希望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谈到“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及曾希圣下台后省委改变“责任田”的苦恼。邓子恢明知“责任田”犯忌，但思考再三，毅然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调查。

 

王观澜副部长发回当涂县、宿县“责任田”情况报告，与符离集区委的“责任田”汇报，不约而同地肯定责任制把产量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合作化以来社员劳动态度消极的弊端，对恢复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这些调查报告和汇报中，农民表示：“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邓子恢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6月下旬，党中央书记处听取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仗义执言：“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道出了那句著名的“猫论”：“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

 

7月9日、11日，邓子恢来到中央党校的讲堂上，做农业问题报告。他坦率地指出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因此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力图冲破党内对劳动形式、经济管理形式的“姓社姓资”忌讳：“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这位早已被剥夺实权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

 

这是在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党内高级干部凭借内心良知，发出的历史最强音。

 

人民日报与邓子恢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一样，对大饥荒感到“痛心”和“内疚”。李克林1959年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亲耳听说饿死了农民，忧心如焚，回报社后向编辑部做了如实反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时为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李克林，收到大批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来信。李克林毫不犹豫主持选编了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声音相呼应。

 

8月6日，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要求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骤然提高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好心人劝说邓子恢记取前车之鉴，在会上不要硬顶，赶紧做自我批评。邓子恢平静地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几天后，高层一份文件上批示：“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大会小会上批评邓子恢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

 

邓子恢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郑重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

 

邓子恢凄惶下台，转眼十年倏忽而过，到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

 

两天后，邓子恢抱憾离开人世。（许人俊《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2期）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中办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同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赞扬邓子恢的农业责任制观点对中国农业的重要意义。

项南、江一真在回忆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说：“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邓子恢之子邓毅生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迟来的悼文，用一句俗话概括父亲不依不饶地对党进言、为农民说话的后半生，很耐咀嚼：“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