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北京金台西路2号院，近午时分，满满的阳光。疫情尚未缓解，不少人还在远程办公。院内小公园前，轮椅上的一位老人，倒推着车轮往后走，眉毛花白但精神格外的好。定睛一看，是80年代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今年快95岁了。

从1980年起，人民日报从王府井迁入这座大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帅，今天出入大院的中青年，恐怕都不会意识到，擦肩而过的这位老报人，曾经在一个很高的政治站位，组织宣传报道过历史的沧桑，亲历过什么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依稀就像昨晚，老陆八九点钟来到编辑部大楼，坐下来为第二天的报纸版面把关。有时，是我们这些小编到他的办公室送取大样，更多的时候，是他把审定的大样送到各版编辑室来。我所在的三版，他极少改动，因为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和主编曹焕荣对见报文字和标题抠得很细，常常不需要老陆再费心批改。兼任报社纪检组组长的老陆话不多，但要言不烦，政治原则性很强，同时让年轻人感受到老领导的内心温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转眼间，他已经离开党报领导岗位快31年了！

 

老陆是北大史学系毕业，1948年在校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即进入人民日报做记者。那一代人谱写历史的豪迈与悲情，都已经潜入他们的血脉，非知情人询问不会主动提起，偶尔讲起当年也是云淡风轻。

 

我找到1961年7月25日本报记者陆超祺、丁乙的通讯《矿工生活散记》。那时老陆正当人生盛年36岁，以党报深入基层的作风，记下了新中国产业工人的新气象：在山东淄博一座矿井，厨房没有煤屑，地板、门窗、墙壁打扫得很干净，桌子都用水洗擦过。馍馍、剪饼、蔬菜都用干净的保暖布盖着。井下掘进、采煤、搬运工人的饭菜，都是由服务员送到每个队的休息室。过去的“煤黑子”过上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傍晚，集体宿舍里，四个小伙子围着一个手摇留声机，欣赏吕剧《李二嫂改嫁》，还有的工人拉二胡、弹琴、下棋、看连环画，各得其乐。来矿山探亲的家属，把丈夫或对象的被褥、衣服拆洗缝补好，两口子一起进城看戏。我想那时候的中国人日子虽然不宽裕，但精神舒展，是老陆也是新中国的青春时光。

 

老陆的老伴去世多年，日常生活靠安徽来的王阿姨照料。也幸亏王阿姨对疫情敏感，回安徽过春节，在全国性封闭社区和交通之前，大年初二即返回北京，不然95岁的老人独自在家怎么办，还真让人担心。

在小公园里，老陆从轮椅上站起来，伸伸腿脚，问起报社其他老同志的近况。编辑部最年长的季音，新四军老战士，《上饶集中营》系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编写，今年快97岁高龄，端坐家中不出门了。80年代后期的编委会成员中，总编辑谭文瑞，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副总编辑已经故去，社长钱李仁96岁，另外几位副总编辑余焕椿85岁，李仁臣79岁。那一届编委会任上，出现了呼吁经济改革的通讯《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社论《改造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有揭露北京顺义农村集体经营造假的调查报道《“丰收”的折扣》等等，稳健地延续了人民日报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推进改革的锐气。以老钱为核心，编辑部作风民主而严谨，报社政通人和，给我们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

 

80年代，是老陆这样体制内历练已久的一代人，厚积薄发、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对我这样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则是改革开放新纪元沁人心脾的黎明时分。

 

老陆1988年和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果永毅访问波兰等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们跟前问道：“你们看到乔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吗？我们是中国民航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我们不认识郁文同志，到处找不到她！”乔石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目标。郁文安静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间，毫不引人注目。面对两位热情殷勤的民航办事处负责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给他们添麻烦，自己转机就好。

 

这就是80年代的党风，低调务实，不事奢华，勇于兴革，亲民爱民，听得见不同意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当今世界所有先进文化元素。

 

1987年岁末，陆超褀主持召开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厚德说：舆论监督是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搞好舆论监督，会促进党纪、政纪、法纪的监督。报纸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报纸的宣传也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总的看来，以往的舆论宣传是自上往下灌输的多，下情及时充分地上达的少。加强舆论监督，就要增加来自下面的声音，代表人民讲话。（1988年1月2日《本报群众工作部邀请部分单位负责人座谈纪要》）

 

我把老陆的情况告诉余焕椿。大余和老伴蒋涵箴在北京家中避疫已经两个半月，小阿姨家乡过春节回不来，老两口只能自顾自，并相互照顾。大余窝在家的生活还能适应，好动的蒋阿姨每天出门一两次，“风险比较大”。大余祝福老战友老陆简朴随和的生活方式能长寿。

 

我想起大余写过一篇评论，提出文艺批评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陷人以罪”的做法。当时冯英子有篇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说现实生活中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许多无形的山“挡住了我们的进路”，提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铲除这些“山”，为四个现代化打开通路。就有人上纲上线，浮想联翩，批评冯英子没有把今天的“山”同国民党统治时期30年代的“山”加以区别，是忘掉了1949年！好大的帽子！（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

 

80年代，思想解放，社会风气开明开放。余焕椿在复旦大学新闻系1959级同学回忆录中写道：新闻系教给了我什么？概括而言，就是三句话：新闻工作者要有良知，要尊重事实，要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余说，从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起，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努力践行这三句话。

 

80年代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老领导，极大地提振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大地鼓舞了改革开放的民族士气。

 

像老陆这样的老报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践行者。平静的金台园，方寸之地，历史的大起大落，无尽波澜尽收眼底。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