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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回眸:金台老人陆超祺

3月25日,北京金台西路2号院,近午时分,满满的阳光。疫情尚未缓解,不少人还在远程办公。院内小公园前,轮椅上的一位老人,倒推着车轮往后走,眉毛花白但精神格外的好。定睛一看,是80年代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今年快95岁了。
从1980年起,人民日报从王府井迁入这座大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帅,今天出入大院的中青年,恐怕都不会意识到,擦肩而过的这位老报人,曾经在一个很高的政治站位,组织宣传报道过历史的沧桑,亲历过什么样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依稀就像昨晚,老陆八九点钟来到编辑部大楼,坐下来为第二天的报纸版面把关。有时,是我们这些小编到他的办公室送取大样,更多的时候,是他把审定的大样送到各版编辑室来。我所在的三版,他极少改动,因为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和主编曹焕荣对见报文字和标题抠得很细,常常不需要老陆再费心批改。兼任报社纪检组组长的老陆话不多,但要言不烦,政治原则性很强,同时让年轻人感受到老领导的内心温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转眼间,他已经离开党报领导岗位快31年了!
 
老陆是北大史学系毕业,1948年在校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即进入人民日报做记者。那一代人谱写历史的豪迈与悲情,都已经潜入他们的血脉,非知情人询问不会主动提起,偶尔讲起当年也是云淡风轻。
 
我找到1961年7月25日本报记者陆超祺、丁乙的通讯《矿工生活散记》。那时老陆正当人生盛年36岁,以党报深入基层的作风,记下了新中国产业工人的新气象:在山东淄博一座矿井,厨房没有煤屑,地板、门窗、墙壁打扫得很干净,桌子都用水洗擦过。馍馍、剪饼、蔬菜都用干净的保暖布盖着。井下掘进、采煤、搬运工人的饭菜,都是由服务员送到每个队的休息室。过去的“煤黑子”过上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傍晚,集体宿舍里,四个小伙子围着一个手摇留声机,欣赏吕剧《李二嫂改嫁》,还有的工人拉二胡、弹琴、下棋、看连环画,各得其乐。来矿山探亲的家属,把丈夫或对象的被褥、衣服拆洗缝补好,两口子一起进城看戏。我想那时候的中国人日子虽然不宽裕,但精神舒展,是老陆也是新中国的青春时光。
 
老陆的老伴去世多年,日常生活靠安徽来的王阿姨照料。也幸亏王阿姨对疫情敏感,回安徽过春节,在全国性封闭社区和交通之前,大年初二即返回北京,不然95岁的老人独自在家怎么办,还真让人担心。
在小公园里,老陆从轮椅上站起来,伸伸腿脚,问起报社其他老同志的近况。编辑部最年长的季音,新四军老战士,《上饶集中营》系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编写,今年快97岁高龄,端坐家中不出门了。80年代后期的编委会成员中,总编辑谭文瑞,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副总编辑已经故去,社长钱李仁96岁,另外几位副总编辑余焕椿85岁,李仁臣79岁。那一届编委会任上,出现了呼吁经济改革的通讯《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社论《改造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有揭露北京顺义农村集体经营造假的调查报道《“丰收”的折扣》等等,稳健地延续了人民日报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推进改革的锐气。以老钱为核心,编辑部作风民主而严谨,报社政通人和,给我们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
 
80年代,是老陆这样体制内历练已久的一代人,厚积薄发、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对我这样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则是改革开放新纪元沁人心脾的黎明时分。
 
老陆1988年和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果永毅访问波兰等国,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两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们跟前问道:“你们看到乔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吗?我们是中国民航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我们不认识郁文同志,到处找不到她!”乔石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目标。郁文安静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间,毫不引人注目。面对两位热情殷勤的民航办事处负责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给他们添麻烦,自己转机就好。
 
这就是80年代的党风,低调务实,不事奢华,勇于兴革,亲民爱民,听得见不同意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当今世界所有先进文化元素。
 
1987年岁末,陆超褀主持召开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厚德说:舆论监督是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搞好舆论监督,会促进党纪、政纪、法纪的监督。报纸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报纸的宣传也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总的看来,以往的舆论宣传是自上往下灌输的多,下情及时充分地上达的少。加强舆论监督,就要增加来自下面的声音,代表人民讲话。(1988年1月2日《本报群众工作部邀请部分单位负责人座谈纪要》)
 
我把老陆的情况告诉余焕椿。大余和老伴蒋涵箴在北京家中避疫已经两个半月,小阿姨家乡过春节回不来,老两口只能自顾自,并相互照顾。大余窝在家的生活还能适应,好动的蒋阿姨每天出门一两次,“风险比较大”。大余祝福老战友老陆简朴随和的生活方式能长寿。
 
我想起大余写过一篇评论,提出文艺批评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陷人以罪”的做法。当时冯英子有篇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说现实生活中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许多无形的山“挡住了我们的进路”,提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铲除这些“山”,为四个现代化打开通路。就有人上纲上线,浮想联翩,批评冯英子没有把今天的“山”同国民党统治时期30年代的“山”加以区别,是忘掉了1949年!好大的帽子!(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
 
80年代,思想解放,社会风气开明开放。余焕椿在复旦大学新闻系1959级同学回忆录中写道:新闻系教给了我什么?概括而言,就是三句话:新闻工作者要有良知,要尊重事实,要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余说,从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起,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努力践行这三句话。
 
80年代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老领导,极大地提振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大地鼓舞了改革开放的民族士气。
 
像老陆这样的老报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践行者。平静的金台园,方寸之地,历史的大起大落,无尽波澜尽收眼底。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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