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广场分列式中，一辆彩车载着周总理的画像和空沙发椅（一说侄女周秉德举着画像）从广场经过，让国人泪目。

网友曾经用人民日报记者蒋铎拍摄的一张周总理旧照，感怀当年哭送总理的十里长街，如今已是繁花似锦，“如你所愿”。1968年10月1日，“文化大革命”混乱的高峰期，蒋铎发现周总理明显地消瘦和憔悴了，心为之一颤，知道他是累的。当时拍领袖都着眼于表现他们的神采奕奕，笑容满面。蒋铎这次没有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矩，拍下了当天周总理那忧郁的眼神、疲惫的神态。虽然当时未能发表，但若干年后看到这幅照片，就让人想起周总理当时的艰难处境和“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历史担当。

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曾说过“文革”时访华受到周总理接见的一幕：当接见结束，周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总理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回忆，他当时分明看到周的眼里噙着眼泪。

 

这是新中国70年来，大人物真实的心境，苦涩的伟岸。

 

更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历史给定的有限时空中，奋发有为，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英勇无畏、艰苦卓绝、泣血呼唤，也应该被后人记取，并作为后世的镜鉴。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评选表彰了278名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标签式人物，如历届人大一届不落的申纪兰，售货员张秉贵、好人雷锋、空军英雄麦贤德，而另一些名字，有的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却浸润着过来人铭心刻骨的记忆，寄托着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怀。

——梅汝璈，法学家，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这是有11个国家参加的东京审判，将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定罪量刑。

 

所有在庭的日本战犯都声称自己无罪。他们聘请了九十多人的庞大律师团，召来了战争期间活跃的政客、军人、官僚、右翼分子乃至日本皇族作证人，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责任都推到中方，说成立“满洲国”是东北人民的民意；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等等。这让伤亡上千万的中国人情何以堪！

 

东京审判的法庭，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是东条英机内阁当年制定、发布侵略指令的地方。梅汝璈立下重誓：“如做不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唯有集体蹈海一死以谢国人！”

 

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法官应有的座次。中国检察官提供了日本御前会议文件等各种重要材料，找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目击者美籍医生和牧师等关键证人。由马吉拍摄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像资料，当庭播放。长达105分钟的悲惨画面，震撼了所有在场人员！梅汝璈在法庭上痛斥日本战犯“搅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暴行，并将其写进了判决书。

 

东京审判两年半开庭818次，判决书长达1231页，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读，11月12日才宣读完。11国的法官终是以６比５的细微悬殊，判处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死刑！除2人在审判期间发疯或病死，所有25名日本战犯全都有罪。（2006年9月14日人民日报《铭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梅汝璈在新中国担任外交部顾问，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无党派人士。人口学家，1957年在全国掀起“反右”狂潮的当口，仍然不避刀矢，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提案，接着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很快政治大批判如泰山压顶，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亦被罢免。他昂然宣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人民日报刊载的“最美奋斗者”简历称：“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无私精神，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

 

1979年，马寅初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时任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含泪表示：当年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耳朵也有点背，在轮椅上听到为他平反的通知，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张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员。2007年张飚到石河子监狱巡查，听管教干部讲，服刑犯人张高平一直喊冤，不参加劳动改造，也不和家人通电话，成天趴在铺上写申诉材料。张飚敏锐地意识到犯人思想上肯定有什么解不开的结，专程赶到石河子监狱调阅卷宗，多方调查。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寄到有关部门，张飚多次打电话、写信催问情况。张飚退休后，仍放心不下张高平叔侄的案子，一直坚持替张高平申诉。终于等来了云开日出的一天，2013年3月26日，法院宣告张高平叔侄两人无罪。为维护社会正义，不惧挑战体制的既定结论，延续了中国法律人威武不能屈的职业基因。这样的检察官当选“最美奋斗者”，让我们对新中国的“奋斗”含义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杰桑·索南达杰（藏族），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县西部工委书记。1994年1月18日，他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20名盗猎分子，缴获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犯罪分子返县途中，遭犯罪分子袭击。他在无人区与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最后一滴血，成为中国环保界的英雄传奇。

（津门四姐妹，左一张志新）

 

——张志新，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她的名字出现，是最让人意外的！人民日报“最美奋斗者”简历是这样介绍张志新的：在“文革”期间，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

 

为了这个名字，我们有理由对这份“最美奋斗者”的评选者评议者表示敬意。“文革”不该成为禁区，更不能被美化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良好主观动机。

 

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张志新仅仅因为在“干校”学习期间的党内场合，坦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等等。结果，被列为斗争对象，直到被捕，直到判处死刑。

 

张志新在省委宣传部的同事韶华“文革”后在《中国妇女报》撰文：“那个年代，我和许多人都有和张志新一样的看法，可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活下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为这位杰出女校友写道：“文革”中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张志新等校友身上，都焕发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的校训，不是为了装潢门面之用，应当为师生广泛认同，内化为师生自觉的精神追求，成为一代代人大人的精神品格。（2014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弦歌浩荡，坚守质朴的精神底色（校长说校训）》

 

过来人都记得，诗人雷抒雁奋笔疾书，为张志新写下著名的《小草在歌唱》：

 

       我敢说：

　　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

　　红日，

　　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

　　我敢说，

　　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

　　地球，

　　也会失去分量！

 

　　人民日报写道：“1979年6月8日，有一首诗，被庄重地载入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年，苏醒了的中国如同一座喷发的火山，人们肆意挥洒着被压抑了多年的激情……雷抒雁吟出他心中的歌——《小草在歌唱》。”

 

　　当瞿弦和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朗诵完《小草在歌唱》后，他和现场观众全都热泪盈眶，先后谢幕6次之多。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陆定一慨然为张志新题词。1979年出版的《辞海》，收录了张志新的词条。张志新的名字，成为过来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痛记忆，这代人从此对任何专制的企图格外敏感、格外痛恨。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郑重写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李仁臣执笔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斩钉截铁地断言：

 

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见报后，得到了党内老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

——胡福明，南京大学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在他身后，有七八十年代之交央媒一批铁骨铮铮的老报人，包括人民日报的胡绩伟，光明日报的杨西光，解放军报的华楠，以及他们的高层支持者胡耀邦、罗瑞卿等等。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对于重新确立起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谢晋，80年代拍出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电影的著名导演。人民日报的“最美奋斗者”简历写道：“拍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等……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思想解放、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被誉为“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

 

谢晋自己这样解读《天云山传奇》：虽然仅仅写了天云山区几个命运不同的知识分子、干部，但容量很大，它涉及到我国二十多年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通过人物形象，概括了我们国家所走过的一段曲折的道路和沉痛的教训。我曾对摄制组的同志们说，这个剧本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的，人物中有你、有我，有我们熟悉敬佩的同志，有我们厌恶的人。

 

冯晴岚这个外貌平常，内心秀美的女性，由于多年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践踏。冯晴岚这种深情地“雪中送炭”的高尚情操在人们中逐渐淡漠了。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艺术形象大声地呼唤它……

 

当我写到冯晴岚让罗群给她带上破旧的眼镜离开人世这一段戏的分镜头时，我手中的笔颤抖着，我一口气在剧本上画下七八个空镜头：

 

（特写）：青年时代冯晴岚照片旁刚熄灭的蜡烛。

 

（特写）：挂在竹竿上破旧的紫色背心。

 

（特写）：菜板上切了一半的咸菜。

 

（特写）：缀有补丁的花布窗帘。

 

（推摄：冯晴岚走过的小木桥。

 

（推摄：冯晴岚走过的水磨坊小路。

 

（推摄：冯晴岚拉板车走过的雪地脚印……

 

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仿佛感到心头一阵阵的疼痛……

宋薇中有你、有我、有他，有许许多多正直的人和善良的人们天真的灵魂所留下的脚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薇的悲剧道路以及她最后的觉醒，概括了我们一代人从受蒙蔽、受愚弄直到觉醒的缩影。宋薇的觉醒是付出了整整二十年最美好年华的代价。这个形象是对极左路线的控诉，是对伦理，对爱情，对政治生命破坏的控诉。

 

吴遥是我们国家长期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产物。问题不仅在于他从前的过错，主要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抵制党的正确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成为党的事业前进的障碍。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揭露和批判这种人，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一类侵蚀我们党和国家健康机体的人，今后能少一点，再少一点。

 

十年浩劫，中国人民受的苦难太深重了，罗群这个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屈辱，在无数善良的人们中可以引起共鸣。（1981年1月24日人民日报《风雨杜鹃红——影片《天云山传奇》拍摄随感》）

 

谢晋说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我不在乎获奖。我在乎片子是否能留存下去。因为，最后的审片者是历史、时间、人民。”

 

1980年12月26日，全国记协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各国驻京记者观看《天云山传奇》这样一部展示国家曾经的疮疤和泪痕的电影，这在除旧布新的80年代，也是一种政治正确。

 

令人痛惜的是，谢晋有三子一女，两个小儿子天生智障。因常年生病，二儿子38岁时过世了。小儿子生活难以自理。谢晋常哄着儿子洗脸、刮胡子，“满脸胡子，多丢面子啊。” 小儿子曾走失过，急坏了的谢晋想了个“绝招”，在儿子身上留纸条，上写“我是谢晋的儿子，家住××，电话××”。

 

谢晋最放心的是自己的长子、曾执导过《女儿红》等片的谢衍导演，也常向他嘱咐，“无论如何，以后你都不能抛下苦命的弟弟啊。”可是造化弄人，59岁的谢衍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谢晋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这位上海美少女，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几十年，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写道：

 

她出入洞窟之间时，觉察到有几双目光老是在盯着她，她有些纳闷。直到有一天，一位美术工作者对她说：“我们想以你为模特儿，搞一个雕塑，能不能提供一张你的照片？”樊锦诗这才明白，可是这位从不在意自己的美丽的姑娘，居然没有一张自己的玉照。想了半天，才找出原来学生证上的一张证件照。后来，一尊少女塑像完成了，英姿勃勃的短发、纤细的身材、灵秀的眼睛，虽然学生气十足，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活脱就是个樊锦诗！塑像的作者将之命名为《青春》，后来被收藏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遇到她的那天，樊锦诗穿着蓝色的短袖牛仔衬衣，脚下的球鞋满是沙土，一副干练的打扮。她率直地说：“不是不想回上海，上海当然是好地方。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而且我的位置只能在这里。”

 

然而她却把自己的丈夫吸引来了。她丈夫原是她的同学，本来一直是搞商周史研究的，可是为了妻子的事业，他从兰州到了莫高窟，改行研究妻子所钟爱的石窟历史。谈及此，樊锦诗俏皮地说：“他也叫没办法，谁让他跟我是同学呢！也亏了他，不然，谁肯到这洞子里找老婆？”

（彭金章樊锦诗夫妇在敦煌）

 

樊锦诗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她，在报道中把她称为“敦煌的女儿”，后来传来传去，传成了“敦煌之花”。她显然不太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也是，拿“花儿”来比樊锦诗，不仅俗了，而且也不伦不类。花儿能在沙漠里扎根吗？那瞬间的美丽能和这份坚守艺术净土的韧性相提并论吗？（199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请记住他们——敦煌研究院人物写意》）

 

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先生说：“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体，却多半默默无闻。”

这可能是新中国很多过来人的群体特征。虽然一些人现在已不大被提起，但是他们在历史关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无私奉献，他们活过、爱过，恨过，俯仰无愧天地，诠释着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人民日报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报道的女记者金凤晚年说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任何时代都能积极写作的记者不能说是好记者。在她一生的记者生涯中间，有十几年几乎成了写作的“空白”。“文革”中金凤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本报另一位资深调查记者宾雁，去世前希望在他的墓碑写下：“这里安息着一个人，说了他该说的话，做了他该做的事。”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