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华新

 

本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撰写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交稿，这已经是作为第一作者承担这份报告的第十个年头。

 

我的舆情研究，从2007年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开始，为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提供了第一份舆情分析报告，同时也写入了为蓝皮书撰写的舆情报告中年度20个热点事件。记得当“黑砖窑”事件通过大河网论坛、天涯社区震惊全国，洪洞县领导对此还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工作繁忙，顾不上上网。地方领导的新媒体素质堪忧。到了2016年，山西11个市的书记、市长登陆山西卫视，为山西旅游发展大会PK主办权，山西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场外投票。9年过去，党政官员的新媒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令人感奋。

 

我相信，舆情研究就是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因此我特别关注构成舆情热点中的当事人，对舆情发酵与化解起到重要作用的媒体与“意见人士”，构成舆论生态的各阶层样本性人物。

 

例如高考，是考察社会流动性的重要窗口。我在网上关注了这样两位网友：

 

谢不谦：他的博客回忆了1976年的一段往事：外电播出了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乡村高中教数学的向老师悄悄告诉学生：“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我丝毫不怀疑这段对话的真实性，1976年“文革”极左政治已到穷途末路，邓小平治理整顿深得人心，那是一个党心民心水乳交融、改写历史的年代。后来，另一位四川网友李镇西老师告诉我，谢不谦如今已是四川大学博导。

 

李翔：2012年6月7日，全国高考第二天，我在新浪微博偶然读到深圳网友“@李翔Steven”的微博：“那一年，我16岁，一个人走进考场，外面没有焦急等待的父母，高烧不退，爹娘给我10块钱，全部买冰水带入考场，奋笔疾书，满脑是家里那块农地，心里呐喊：我要出去。结果我考上了。爹娘借来学费，亲戚朋友含泪送行，我微笑挥手奔前程！”

 

这是自古以来贫寒子弟“鲤鱼跳龙门”的经历。我在个人微博转评道：“高考仍是现阶段社会流动唯一比较顺畅的通道，特别是给了底层人士在现有社会秩序下改变命运的希望。维系高考的公正，就是釜底抽薪的维稳，也是激发一个民族的活力。”

 

我与李翔互粉后，知道不到30岁的他事业有成，在深圳开了一家演艺公司，并在外地开设了分公司，热心公益活动。有一次到深圳出差，我还抽空到他的总裁办公室品茶。我在微博感慨：李翔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梦”的一种“人格样本”，市场经济已经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空间，不必都要出国移民，就在中国的屋檐下完全可以有作为。

 

我很欣赏基于互联网的公益活动及其组织者，因为我相信，爱国不是一句虚言，首先要爱同胞、爱社区、爱身边的陌生人。

 

陈士渠：在“微博打拐”活动中，网友积极配合公安系统行动，特别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受到网民拥戴。只要有失子家庭@陈士渠，他会很快回应：已部署核查。我在个人微博赞扬：“不知疲倦的陈主任，像不像《今天我休息》影片中的马天明呢？”（2012年11月29日）在陈士渠生日那天，我在微博@他，称：“微博助力打拐，是政府与民间‘自组织’力量联手，解决中国复杂社会问题的范例。”（2011年11月7日）

 

邓飞：我认为，“飞哥”从当年的调查记者到今天的“微公益”领袖，对年轻一代网民具有示范效应。“在互联网上做个愤世嫉俗的‘愤青’固然痛快淋漓，但更重要的却是如何以建设性的心态去推动社会的改良与转型。”邓飞的转型，“对新生代国民性格的塑造，对社会心理的优化，有重要意义”。（2014年2月25日《邓飞的转型与国民心态的建设》）

 

薛蛮子：我也肯定过“@薛蛮子”的公益心。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之夜中，薛蛮子在24小时内连发110条微博，扩散救援信息，“履行了一个‘大V’的责任”。蛮子患癌症后，有媒体发出专访《得了癌，我就要大声嚷嚷！》我在个人微博评价：“薛蛮子的乐观应对，为癌症病人树立了榜样。召唤更多人重视肠癌这一迅速升高的疾病，在微博上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肠癌防治小旋风。”（2013年8月26日）此前数日，2013年8月10日，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包括陈里、潘石屹、薛蛮子在内的十多位网络名人举行座谈交流，达成上网发言的“七条底线”。

 

我很重视互联网的民意表达功能。当代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在互联网上都有鲜活的表达。

 

我给一家大报推荐了2008年天涯社区BBS的一篇“穿越帖”《我要回到1997年》，后边的跟帖经久不衰，网友真情流露让人泪奔。有对社会大事的关注，有人生际遇的感怀，如“楼主能不能去趟乌鲁木齐帮我找个人，找到告诉他我爱他，我在2008年等着他。”“帮我告诉我妈妈，其实我很爱她。以后有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叛逆，让她千万不要怄气。有些话，现在没机会说了，就靠楼主了。”……这是一个从恶搞走到忧伤的帖子，一段从穿越走向感动的故事。（2010年1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一条帖子为何能“热”18个月》）

 

我建议，借助互联网来疏通草根民众的利益表达通道，激活我们的体制机制，通过个案的解决，化解基层的社会矛盾。政府需要放下身段倾听，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我经常引用天涯社区一位客座版主签名档里的自我描述：

 

@素衣白马客京华：“我的身体里有三个男孩，一个温暖且善良，一个尖锐又刻薄，还有一个愤怒而悲伤。”听说当年他是南京一名大三学生。今天的年轻人，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发展有美好的期许，但是，对社会转型期的民生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有牢骚不满，对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缺乏信心和耐心。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摸准这“三个男孩”的心理脉搏，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在当下社会转型期，我相信借助互联网促进官民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是减少转型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好办法。我关注着率先“触网”的一些领导干部的真诚努力和面临的体制内外双重压力。

 

伍皓：媒体人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伍皓，组织过“躲猫猫网友调查”，一方面表现了宣传部门直面敏感问题的勇气和诚意，另一方面网友介入司法案件于法无据，留下瑕疵。但我不能同意年轻人对伍皓在大学演讲现场“闹场”的行为。我提出：这样的做法关闭了官民对话的大门，“无助于任何建设性努力的达成”。（2010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一周舆情综述《如果连伍皓这样的官员也一概打杀》）我注意到，伍皓把官员、媒体人和网民三种身份“拿捏得很辛苦，也搞得自己伤痕累累”，建议面对互联网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官员和普通的网友都是“同学”，都有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提携，相互包容，共同成长的过程。（2011年12月17日《新京报》专访《祝华新：“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陈里：微博上的红色“大V”陈里，在陕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任上，邀请8名进城农民工吃饭，受到赞扬，也引出了官员“作秀”等非议。他每天收到不少求助信息，“有些事我的权力和本人的能力根本解决不了”，担心辜负了网友的期待，于2012年6月一度宣布退出微博。我在报纸撰文挽留，提出政务微博只能有限回应网民诉求，别指望办成“网上信访局”，这会增加目前还是凤毛麟角的上网官员内心的压力；真正突破制度屏障，还需网下努力。（2012年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蔡奇：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蔡奇，曾经活跃在腾讯微博。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听众443万的蔡奇连发36条微博，报告浙江省组织救援的情况，赞扬温州“的哥的姐”免费送客人到医院献血，一直发到深夜2时18分。（2011年7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一周舆情综述《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江宁婆婆”：在各种场合，我推荐“江宁公安在线”是“史上最萌的政务微博”。这个账号除了发布警方安全知识、介绍办事流程，充满生活热情，诙谐幽默。我在报纸撰文主张：“政务微博不一定都要扮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严肃管家形象，也不妨着休闲装唠唠家常，给人一个知冷知热的大哥大姐形象。”“无趣的人做微博，索然无味。”

 

我也关心网上时常发生的争议，不赞成一段爆料、一篇猛文就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网络超限战”。我主张：“原本多元的微博舆论场，还是要多些包容，与您的意见对手共存于同一屋檐下。不同政见不是被‘批倒批臭’，而是被遗忘的。一起努力改良社会，让你不悦的意见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而不是指望他从你眼前立马消失。”（2012年10月9日）

 

比如“方韩大战”。我对方舟子的科普打假、韩寒的文笔才华，都不无欣赏；同时不赞成一些人在微博上好勇斗狠，同一观点的抱团站队，对不同观点的不共戴天，“方粉”成了“韩黑”，“韩粉”也成了“方黑”。我提出为微博“解毒”的命题，希望互联网成为社会的加湿器，促进社会不同阶层的相互沟通和谅解，凝聚共识，弥合撕裂。（人民网上海频道，2012年11月复旦大学讲座系列《“营造微博正面舆论的强势”》）

 

舆情监测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荒唐的个案，也不失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病理切片；一些偏激的声音，也不失为当下社情民意交响曲的一个嘈杂的旋律。一度在微博有很高人气的草根网友，自然进入我的视野。

 

@作业本：我注意到他的文字具有双重属性：“卑微和豁达”，“尊严和顽劣”，“愤激和美好愿景”，“经常不乏尖刻和以偏概全之论”。他的微博具有“草根性”，道出了普通人内心隐藏的“小我”，如“每天空立减肥志，奈何尔是吃货命。”“做完波澜壮阔的暴富美梦，然后继续穷酸的无聊人生。”“喝醉了老想冲上大街，对着空荡荡的城市大喊一声……”我认为，草根网友涉及民意的庞大底盘，是网络文化七彩斑斓中的光谱。在“@作业本”账号一度被封后，我曾在个人微博建言在处罚到期后保留账号。在同一篇舆情综述中我提醒说：“每个人都有责任在直抒胸臆的同时，呵护健康的网络言论生态，敬畏法律法规，珍惜有序政治参与的机会。”（2012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一周舆情综述《发展“网上群众路线”》）

 

这篇舆情综述发表在2012年8月“@作业本”账号恢复后不久，不曾想9个月后，2013年5月他发出了那条涉及侮辱邱少云、赖宁烈士的微博。我这代人自小受到红色文化的教育熏陶，崇敬革命烈士。我考入大学的1979年，发生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对于与我差不多同龄的英雄和烈士们，抱有很深的感情（不是过来人，搞不清楚这场战争叫“自卫还击战”而不是“自卫反击战”）。在改革大幕开启、物质财富涌流的前夜，他们义无反顾冲向南疆，血洒疆场。对这场离我们最近的战争，我做过多方考据，在网上连载过几篇博文，得到不少战争幸存者的留言肯定。一位老兵写道：“我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我知道我的痛在那里，就在你的字里行间里。”

 

这些舆情样本，在网络舆论场上经常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些当年在热门议题中备受瞩目的人物和账号，被强劲的时代飓风，无情地抛到了一边。比如，“@薛蛮子”因嫖娼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作业本”因微博“损害了邱少云烈士名誉，伤害了亲属的感情”被法院判决赔礼道歉，接着微博吊销了账号；参与过“躲猫猫”事件调查的云南网友“边民”，后来因“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网络访谈中宣布“跨省抓捕”河南灵宝网友王帅事件是错案、给予国家赔偿的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如今也成了落马的贪官。

 

我支持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的治理，早在2013年10月，第13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我在发言中提出：关于打击网络谣言的“两高”司法解释出台，标志着对网络消极现象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依法治理。经过国家网信办和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网上正能量覆盖负能量，“雾霾渐散，晴空初现”。这8字评价，得到业内广泛认可。同时我建议掌握好打击谣言与保障信息流动之间的平衡，实现网络治理“软着陆”。

 

与历史研究相比，舆情研究是超近距离，容易晃眼，研究者自身也容易被人误以为与研究对象有什么瓜葛牵连。舆情研究需要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并举，后者也是社会科学经常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参与到自然情境之中，充分地收集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实际互动来理解他们的行为，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究。

 

今天的舆情研究，从早期的个性样本研究走向用互联网大数据为人群“画像”，能更精准地把握舆情个案背后的社会深层矛盾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诉求，同时能减少舆情样本人物给研究者带来的噪音。但我还是觉得，个性样本研究对世事人心的把握，自有大数据取代不了的人文价值。

 

我在2011年1月给报纸写过一篇文章，感叹：“网络舆论监测就是这样一个行当，舆论强度和演变轨迹需要一系列客观指标来锁定，但指标背后的舆情蕴含了当下民众太多的苦乐、太深的无奈和太沉的期待，不能不牵动着研究者的心绪，让人精神亢奋又容易精神疲惫。”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我们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复杂表征，烛照当下的真诚和忧患，豪迈和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