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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曾经走得有多远?

“文化大革命”噩梦醒来,如何总结“带血的教训”(邓颖超语),避免这场党内外一致认定的“十年浩劫”再次发生,作家与老一代革命家一道,陷入的沉痛的思考。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了一个在“造反有理”年代学坏的男生宋宝琦,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重回班级,引发女同学集体罢课抗议;但他用更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一个貌似政治进步却又精神扭曲的团支书谢惠敏,让那个年代的读者深为震惊。
 
谢慧敏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她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发现同学在自习课上偷看小说《青春之歌》,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立刻没收上缴老师。她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却高度警觉地关注班上同学的思想动态,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谢慧敏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品质,例如不辞辛苦,坚持把同学随手带出的一棵麦穗送回村里,因为不能让贫下中农受损失。只是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扭曲了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天真烂漫。谢惠敏给老师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老师没有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问她:“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简直不能理解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而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当过15年中学教师的刘心武,揭示了极左政治给年轻一代带来的精神创伤。在刘心武看来,谢慧敏和宋宝琦同属问题学生,只不过两人的伤痕“一暗一明”,“一深一浅”。“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残害了多少青少年纯洁的心灵!
《人民文学》编辑部被这部小说极大地触动了,却又鼓励重重。一派意见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主编张光年闻讯召集有关编辑开会讨论,这位当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提出:小说题材抓得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小说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张光年的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局部修改。《班主任》顺利发表在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比卢新华1978年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说《伤痕》还早,可以视为“文革”后“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一石激起千重浪,小说风靡一时,杂志社收到的读者来信之多,办公室书柜容纳不下,不得不去买麻袋来装。
 
这是一个时代的觉醒。“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正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民族性劫难,看到这场劫难不仅造成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扫荡性的摧残,而且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严重扭曲。谢惠敏式的人物就是被扭曲的典型。新时期文学一问世,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观念产生巨大怀疑,就热切地关心着人,呼唤着对人的尊重。这些文学的拓荒者凭着作家的直觉,感悟到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是非人道的。新时期文学的深刻性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当时一批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小说,都是作家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眼光所看到的伤痕与泪痕,都是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非人的悲剧的揭示。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
 
如果谢慧敏的班主任在今天,敢于纠正学生被极左观念迷惑的偏执和无知,会不会惹出麻烦而被下岗?当年虽然有人指责《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负能量,但主流舆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人民日报 1979年8月20日刊出杜雨的文章《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文章严正指出:
 
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如果说刘心武揭露了谢慧敏身上“文革”的“内伤”,作家铁凝则塑造了一个改革年代人性和个性开始复苏的女生形象。从“文革”开始后“铁姑娘”的遍地开花,中国社会步入到病态和灾难的深渊;而新时期之初,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拐点,到铁凝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安然坦然穿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拒绝造作虚伪,表明“女性逐渐走出‘非女性化’的年代,中国社会又开始恢复正常。(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如何写好一个“女”字》)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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