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文章《痛惜之余的愿望》，对这一年相继去世的两位中年科学家罗健夫、蒋筑英的英年早逝感到痛心疾首：“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

 

罗健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骊山微电子公司的微电子专家，终年47岁。蒋筑英，著名光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研骨干，终年未满42岁。两位中年科学家都在物质匮乏、政治动荡的年代开始科研工作，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

 

罗健夫在一次调试设备时突然病倒。去世后遗体做了病理解剖，医生惊异地发现：他周身布满癌瘤，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是癌症中最凶的一种，潜伏期已在两年以上。生前他喜爱苏联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主人公保尔为榜样，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多次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升干部的机会，颁发奖金分文不受。

 

蒋筑英的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年仅15岁的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几十年间申请入党一直被拒，直到去世前不久研究所才批准他填写《入党志愿书》，去世后由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为正式党员。蒋筑英家在杭州，母亲希望他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子湖畔生活。但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蒋筑英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光机所。“文革”后他带着一大包四川榨菜出国进修，从自己口里抠出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

 

胡乔木希望全党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多读读他们的事迹”。

 

那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六字方针，在长期“左”的影响下，“教育改造”压倒了“团结”，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有一位长期被“教育”已成习惯的诗人给胡耀邦写信：提出不能只说“思想解放”，丢掉“思想改造”，建议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方针不能放弃。胡耀邦的回信在全党传达：所有人都有不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工人农民也要继续“教育改造”，不能只针对知识分子。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团结教育改造”6字方针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转而提出重视人才，爱惜人才，放手使用知识分子。

 

1983年开始的整党，是否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是否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保持一致的试金石。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针对杭州大学地理系“文革”中把7名老教师打扮成“牛鬼蛇神”进行“活人展览”而当事人在“文革”后仍拒绝认错，愤然写出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作者评论部副主任李仁臣，审定总编辑李庄。

 

重新打开国门后，党内高级干部目睹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社会舆论从长期贬损知识分子“臭老九”，转而热烈拥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社会风气影响之大，连深度近视、缺少人间烟火气的数学家陈景润，让多少姑娘怦然心动。陈景润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受到邓小平会见后，即被送入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检查身体。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进修军医由昆被同伴拉着来看名人，由此成就了与陈景润的姻缘。

 

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是迈向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基石，与先前那个追捧“白卷英雄”张铁生、嘲笑知识分子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的极左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