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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过来人的怕和爱

2018年最后一天,发现两天前的个人公号(“党报旧闻”)文章《 2018,真舍不得你走》阅读数已过58万,收到留言数百条。其实我不过是梳理了那一年官方媒体报道过的一些人和事。作为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深知1978年发生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拐点。噩梦般的几十年政治运动被抛在身后,前边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先说留言中的少量杂音。例如,这位网友眼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是这样的:“私有制开始了,两级分化开始了,工人下岗开始了,大面积贪污腐败开始了。”还有一位网友忿忿不平:“留言者中肯定没有下岗工人,也没有因卖血、卖淫而染上爱滋病的人,也没有被黑恶势力欺压凌辱过的人,也没有拿不到血汗钱的农民工,也没有没钱上学、没钱看病……的人。那他们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先富起来的极少数人。”
 
在网络舆论场,存在“沉默的大多数”现象,经常发声的通常只是一小部分网友。尤其是一些在市场化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群,如下岗、转岗工人,在网上尖锐抨击“改开”(这个改革开放缩语属负面语汇)。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只能用自己熟悉的那套“文革”术语来批判“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他们用左翼语言表达民生诉求。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改良民生,给弱势群体民生托底,让人心回暖,才能釜底抽薪消解网上左翼回潮的群众基础。
 
我注意到,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群体,平时可能在网上言语不多,但当2018年私营经济“退场”等挑战改革底线的言论集中出现时,网上出现了大规模的舆论反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节点,更让过来人集体发声。这是过来人回望四十年前国家和个人绝处逢生的兴叹,也是对未来的热切期待。字里行间,百感交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抚今思昔,饮水思源——
 
☆我就是最后一张照片里“1978年的小朋友”。从那年起,爷爷的几位老战友来我家喝酒时桌上有肉了,再也不用关起门来防贼似的了,聊天的声音也不用压低了,我也终于知道了“山羊爷爷”姓李,“猴子爷爷”姓张……
 
☆今天一切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都是经历了无数曲折和颠沛流离才获得的权利,且行且珍惜。
 
这是曾经贬入社会底层的人们,对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深深感激——
 
☆我一生不因悲痛而泣,仅哭过两次。第一次是66年拿到支边录取通知书,虽然那时是“自愿”报名的,可何曾不是“黑七类子女”枷锁下一种幼稚的抗争呢。当拿到粉红色的通知书时,我为自己失去读书机会,无奈而哭。第二次是86年拿到第一批浙江省自学考试大专文凭。那时已经参加工作,而且有了小孩,但毕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让读书梦得以实现。这次是为证书得来不易而哭。感谢那个时代!
☆我就是一位“黑五类”子女,没有邓公就沒有我今天的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父亲临终遗言:邓公是我们的恩人!今生今世永不忘记他老人家!邓公千古流芳!
 
☆那一年,千千万万此前挨批被斗且殃及子孙的“黑五类”和“狗崽子”,终于能够和其他人一样做一个正常的公民!仅此,邓小平就无可争议地进入到伟人的行列!不管糊涂人还会多少次误解和曲解他,他已经站在了世界级的高峰!
 
☆我是曾经的云南知青。1978年宽松的政治气候,给我们创造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爆发于西双版纳的“知青大返城事件”,数万人长时间的罢工,并有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递交“请愿书”等重大、激烈的行为。但最后没有抓捕关押一个知青而得以“善终”。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知青返城风潮。真是难得的好时节啊!
(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很多当年的知青在油画《我的前夫》前痛哭失声)
 
☆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过“成分论”的人,上山下乡知青集体户,四个人下在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出身不好,其他出身好的都接受再教育一两年就招走了,我们出身不好的如不是改革开放,可能永远都还在接受“再教育”,感谢1978年,终于返城进工厂了。
☆1978年3月,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由五类分子的子女成为了天之骄子。回想40年,感恩小平,感恩耀邦,1978我们看到了希望,我诅咒那个阶级斗争为纲,斗到你死我活,忍饥挨饿的时代。
 
这是沐浴在三中全会阳光中的普通人,对励精图治的执政党的高度认同和坚定维护:
 
☆感恩1978,我家从农村返回县城,摘掉了坏分子帽子,1979年成为第一批万元户。时光不能倒流,愿继续一往直前,改革开放,开放改革,兴我华夏,振我中华。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领导人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从历史的个人记忆中,这种“党内外强烈要求”有雄厚的民意基础:
 
据四川大学教授谢不谦的博客记载,1976年9月,还是乡村高中生的谢不谦在学生寝室,忽见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再过了一个月,传出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
 
“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复旦大学生在黄山巧遇恩人邓小平)
 
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当时的中国城镇,农副产品全面紧缺,从年轻人结婚渴望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布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盐,甚至区区火柴,都要凭票供应。不仅是老百姓,党内对上海滩几个文人的“空头政治”已经忍无可忍,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批判如“地火”运行。
那个年代,本是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改写历史的关口;也是走过雪山草地又经历多年政治斗争污浊而劫后余生的革命家的大彻大悟,与民更始,勒石为盟。
 
请教过报社的一些老记者,1978的时候,国家经济困难,物质匮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老记者说:关键在于上上下下人心顺畅,虽然问题不少,百废待兴,但所有人都感觉大有希望!
 
能不能这么说,邓小平、胡耀邦那代共产党人对历史的交代,“丰功伟绩”没有什么玄妙,只是让中国回归常识。
 
《南方周末》曾这样评价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胡耀邦不仅与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联手制定《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还“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他带头穿西装,还提出“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记者马昌博、实习生吴瑶《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1978年上海街头)
 
“四人帮”垮台后,对新时代的感受是从生活中细微末节的变化开始的。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冬春的一个清晨,我苏北家乡人民公社大院内,发现办公室的门框用粉笔写上了“反标”。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但也有人悄悄议论,大概是当地某个人工作或生活不顺的泄愤之举。消息报告到县里,公安局长来了,拨开人头攒动的围观人群,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找来一块抹布,把“反标”擦干净,跟大家说:“散了吧,没事了,都回家过节吧!”
 
围观人群中还在读初中的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朦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原图载于人民日报客户端)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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