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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周恩来:民意是如何扭转乾坤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传出,北京、上海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迅速销售一空。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悲痛。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北京街头出现了感天动地的一幕:上百万衣着朴素的中国人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寒风中伫立街道两旁,摘下帽子,含泪目送灵车缓缓驶往八宝山,十里长街哭声震天。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37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北京交通部打过来的电话掩饰不住赞赏的口吻:“上海很好”;“群众自发拉回声不要批评,不要追查”。(杨健《丙辰清明前前后后》)
 
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国人,用压抑的泪水显示: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如地下岩浆在涌动。
 
新中国的历史在1月8日这天拐了个弯。此前,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反右”、“反右倾”、“社教”、“文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验;此后,是“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心、民心、军心新的凝聚点。
 
当时,“四人帮”控制着新闻宣传媒介,像今天的台湾民进党一样擅长操弄议题,“反修防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对经验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花样百出,把务实治国的周恩来、邓小平频频推到被告位置,不可一世。看似无助无力的民意是如何扭转乾坤的?
网友“gosunsh”在1976年只是翘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学生,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父母身边,她在博客中回忆那年初的首都市民生活——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地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
 
当时的中国城镇,农副产品全面紧缺,从年轻人结婚渴望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布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盐,甚至区区火柴,都要凭票供应。正如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所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从1957年开始工资冻结,奖金取消。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年华,伴随20年一成不变的工资清贫度日。一直到华国锋执政的1977年,全国才第一次普调工资,最高每人可加薪7元。
 
1976年的中国,与物质匮乏同样严重的,是肃杀的气氛和精神的压抑。8亿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在城市是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街道居委会;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单位”领导决定你能否结婚,能否分配到住房。你不可能跳槽到别的“单位”找工作;连出门旅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一家宾馆敢接待你。
 
特别是城镇1600万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约1/10的城镇人口,“文革”期间被驱赶到农村垦荒、种地、修水库,“知识青年”内心是青春被埋葬的悲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三驾马车之一科尔特上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对巴黎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的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赞不绝口。晚上回到大使馆,科尔特喝着闷酒感叹:“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如今想来,也要为我们的父辈,为我们的童年,质问一句历史: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
 
直到1981年,韩先楚上将回到湖北红安家乡,遇到儿时好友陈尊友,七十老汉头戴破毡帽,身披破棉袄,脚蹬破草鞋。将军笑道:“你小子,咋球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老汉回答:“你这个官咋球当的,几十年了还让我这个样。”将军一日沉默无言,离开家乡时,沉痛地对乡亲们说:“没想到解放三十多年了,乡亲们还是这个样子,我韩先楚对不住你们,共产党对不住你们!”
当时民间流传一份周总理遗言,后来查明是杭州汽轮机厂一名23岁的工人李君旭伪造的。他外号蛐蛐,喜欢与一些干部子弟讨论时事。他收集了周总理过去的讲话,还参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词、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令江青等人恼火的是,这份遗言把周恩来与邓小平巧妙地联结在一起,通过“四人帮”在政治上不便公开否定的周恩来,来肯定党内地位岌岌可危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今天读来,令人诧异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竟有这样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揣摩和描述得又是这么得体: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不力、“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而且,借周恩来的革命前辈身份,强调了人民渴望“生活条件”和“幸福生活”的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纯正性。
 
(周恩来遗言伪造者蛐蛐)
 
当时的中国政坛,尽管人才凋零,但也不乏明白人。比如早年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副总理。1975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公开指责说:“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政治局委员江青脸上挂不住了,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寸土不让:“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事!”
 
1974年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风庆轮”回到黄浦江,张春桥、姚文元如获至宝,部署媒体大肆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借题发挥批判国务院系统的“崇洋卖国”、“洋奴哲学”。邓小平又直言不讳地发话了:“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还有八大时的副主席陈云,1973年复出后约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在1970年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200多名中央委员,包括几乎所有军队干部,对“上海帮”几个无良文人忍无可忍,群起而攻之。吓得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带领下,抱着领导的裤腿哭泣。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此时周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还煞费苦心安排尽可能多的“文革”中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和党外人士参加招待会,“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而江青等人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时的官场,从北京到地方,特别是敢言的高干子弟,对江青已经半公开地表达仇恨和蔑视。南京人对淮安长大、抗战胜利后曾在南京工作过的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自发来到梅园新村和新街口街头凭吊,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对此采取了包容甚至默许的态度。中央政治局曾于4月1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江苏问题,江青指责江苏“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
 
1976年在党员干部中,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满天飞。例如:
 
七律 邓小平进伯承元帅
一封朝奏主席边,夕贬蜀国路八千。
本为民众除鄙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峨嵋家何在,雨阻巴山车不前。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
 
刘邓是战争时期的老搭档,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这两首伪托的刘邓唱和,塑造了一个屈原、邓世昌式忠臣的完美形象,露骨地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在刘伯承的答诗中,明确肯定了邓小平“功成身不退”、“白首挽狂澜”的献身精神,借这个几近失明的共和国元帅之口,悲呼“宏策未尽天下叹,常谈中华泪如泉”。
 
王若水在林彪覆灭后上书提出批左,受到高层严厉批评。“四人帮”趁势在人民日报整肃“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王若水一度感觉痛苦,很多话憋在心里不敢对人言,自述“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在悼念周总理的人群中,他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后来他对采访者李辉说:“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据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前一天,他接到大庆油田一位中层干部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汉,在电话线那头哽咽着说:“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办呀!”
 
李庄当时还在“靠边站”,在宿舍区传达室接电话不敢造次,只能“嗯啊”以对。对方接着急切地问:“明天追悼会,是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吗?”
 
李庄继续敷衍道:“我想应该这么安排吧!”
 
对方长叹一声,挂上电话。
党内有识之士从暗流涌动的民意中汲取了力量。当1975年11月,要求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希望总体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时,邓小平一口拒绝了:“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976年1月15日,“文革”后成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政治亮相后,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没有一丝慌乱。对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经过“文革”令人发指的内乱,经过长期的经济贫困,中国人民从切肤之痛中,体会到空头政治的荒唐,党外“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丑恶。而周恩来倡导的“现代化”,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意味着安定团结,停止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改善民生。
 
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几十年的惨烈混浊中,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在“文革”极左路线一意孤行的时候,周恩来意识到“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只得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献身精神,尽可能排除干扰,“因势利导”,维系着党的团结、政府的正常运转。在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东山再起,本来带有制约周恩来的因素,但周总理以极大的政治智慧接纳了邓小平。邓小平不尚空谈的治国风格,与周恩来本来就比与江青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周和邓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结束“文革”败局的希望寄托。
 
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贺延光分析:“大家对于社会的不满。其实是从个人生活的无望开始。邓小平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变化,跟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捆绑在一起。对于邓小平的攻击,引发的或许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关于生存的一种本能。周恩来的去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周恩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形象,坚持‘良心底线’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被无限量放大了。”(王鸿谅《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2006年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
 
解放后几十年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拿知识分子、党外人士、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等各个社群做破坏性实验,事后完全弃之不顾。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秦晖所谓“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除了“四人帮”,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被当成“走资派”打到的老干部从切肤之痛中,理解了更早落难的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有海外关系人士的苦痛,并产生同情和默契。
 
极左路线驱赶党心民意走到了对立面,凝结成1976年汹涌澎湃的民意大潮,由此改变了新中国的政治走向,并将对今后的岁月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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