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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今天,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版面上没有什么国内外大事和政要重要活动,党报在认真讨论农民春节该不该休假,能不能自主决定田里种什么庄稼。
 
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民生成为最大的政治。给老百姓和市场主体自由选择权,成为政府公共治理的价值取向。
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的郭德才来信,抱怨一到过春节,上级就强调“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叫大嚷“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闹得群众不得安宁。“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文章建议:按群众的习惯,春节老老实实地放几天假,让农民高高兴兴地过个“安定年”。
 
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的梁衍德也反映林区春节不放假。作者有法制观念: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像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有两篇来自浙江海宁和四川广安农村的新闻报道,要求坚决纠正侵犯生产队自主权的错误,“让生产队自己安排生产效果好”。报道批评了公社党委高温干旱季节命令电灌机站一律不准放水灌溉,强行推广没有经过试验的外地先进耕作技术,导致减产。在教训面前,公社党委向基层干部和社员公开承认上年搞了瞎指挥。从此,生产上因地制宜,由生产队社员当家作主。1978年虽然灾情更加严重,早稻却大幅度增产。
 
1月17日的报纸刊发马立诚的评论,借用唐朝柳宗元的一则寓言,强调种树的秘诀在于“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尊重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爱之太殷”,“忧之太勤”,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肯定会把事情搞砸了。吏治的危害,在于“旦暮吏来而呼”,一会儿“鸣鼓而聚之”,一会儿又“击木而召之”,一天到晚催逼农民快点耕、快点种、快点收,连抽丝纺线、养鸡喂猪这样的事都要管,弄得老百姓连应酬官吏都来不及,哪还有功夫种地?结果农村“既病且怠”,这些当官的其实给生产带来了灾难。
 
马立诚的结论很简单:“搞农业,最起码的一条,要相信广大农民愿意多打粮食,而且会种地。”(《读<种树郭橐驼传>有感》)
 
中国改革无他,就是分权让利,还权于民,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愿望,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刊发通讯《重灾之后访滁县》,说安徽重灾区滁县人民生活有保障,与落实生产责任制有关。1978年安徽大旱,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滁县地区各公社书记们参加地委召集的救灾会议,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242个公社,一个公社农业搞不上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可能我们是笨蛋,可是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不成?”
 
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那年头农民下地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边哨子慢慢晃”,“男的上工在打牌,女的上工在纳鞋”,“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据人民日报老记者姚力文回忆,安徽农民挖苦说:
 
“我们省只有3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什么时候插秧,不管地形怎么不一样,气温怎么不一样,一律都得按省里的规定插多少。现在我们都不会种地了。”
 
为了寻觅脱贫之路,滁县一些地方在“文革”后期就偷偷把一个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承包管理的尝试。万里来到安徽后,旗帜鲜明肯定了滁县的尝试,批转全省。这才有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新闻报道“编者按”中据此号召全党向万里学习。
 
人民日报坚决站在万里等党内务实干部一边,因为报人与全党同志一道对基层民生疾苦感同身受。1977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出差路过粤港边境,极目四望大吃一惊: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多年后,胡绩伟还记得当时的感受:
 
“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世界’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叫人大为震惊。我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却特别难过。”
 
人民日报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比如从延安走出来的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于合作化以来农村极左政策的宣传深感“负疚”: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责任虽不在我们,但我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
 
土改中,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农民诉的是地主剥削之苦;合作化后,基层政府再组织农村忆苦思甜,农民悲情诉说的,初听以为是说解放前、土改前,细一听不对头了,一个个说的都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如何吃不饱肚子,死了多少亲人。
凯迪社区网友“偶遇人间”在“猫眼看人”频道,讲述了父亲说起的一件少年往事:
 
1961年,“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他父亲当时在县城念中学,按照政府规定,中学生每人凭粮食本每月供应15斤大米,对一个身体发育期的少年来说不算多,但毕竟可以保住一条小命了。没有考上县中学的同龄人,无声无息地在田里饿毙的数不胜数。爸爸许多童年玩伴就是在那些岁月里消失的。
 
有一次,爸爸突然发现粮食本不翼而飞。前一天晚上睡觉时,爸爸还检查过,粮食本还在衣服口袋里。奶奶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姨妈家揭不开锅,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是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的。
 
奶奶当机立断,带着爸爸飞奔到粮站,向工作人员挂失。工作人员答应,如果有人拿着爸爸的粮食本来领取粮食,立刻将他扣下。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进办公室等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对于奶奶来说,这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她盼天盼地,希望能找回救命的粮食本;但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外面乱了起来,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瘦小的侄儿,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
 
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数落自己的胞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找回粮食本的爸爸,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活活饿死了。从此以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大跃进中的全民炼钢)
 
可以说,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是草根民众的绝境求生之举,也是众多封疆大吏的道义觉醒。这里不需要宏大抱负,最可贵的是对民生民瘼的深切同情和政治担当。
 
1978年邓小平出访尼泊尔,曾在成都停留,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紫阳介绍了万里的做法。赵派人去安徽调研,这就有了四川省委常务扩大会议的决定,“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这个会议的报道,凸显了紫阳“冰雪聪明”的人格特质。在乱云飞度的时刻,他抛开流行的意识形态术语,破解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冷静地拎出农村工作的本质,是让农民“休养生息”。
 
四川省委开门见山指出:“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各级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认为,最突出的是‘恐右病’。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心理感到不踏实,怕又说是‘右’了,执行起来就犹豫徘徊。”
 
赵号召:“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批判过没有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要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允许四川试验、比较各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经营管理措施,“看那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恐右病”釜底抽薪,彻底解除后顾之忧,要求各地抓紧平反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解放后对农村干部打击面甚宽的“四清运动”,提出干脆取消所谓“四清下台干部”这个名词。
 
政策放宽,蜀中大治,三年大饥荒中伤亡惨烈的四川农民终于过上了衣食温饱的小日子。
 
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农民中不胫而走。
 
万里,2015年7月15日病故,这位党内敢闯敢干的改革大将百岁功德圆满。紫阳,2005年1月17日病故,十四年前的今天,党内一个冰雪聪明的大脑惜别人世。
从四十年前的人民日报,依稀触摸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政治智慧。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出生田垄,在政治运动中又被贬入民间,备尝艰辛,从国家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中,深切醒悟,恢复工作后形成了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争论”,“不折腾”,“实干兴邦”。一切政策思路均与人民相向而行。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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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

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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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报纸编辑,曾获全国好新闻奖,新世纪转型做新媒体研究。个人兴趣:党史、动漫、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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