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包产到户油画）

40年前的今天，197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中共安徽省委的一次工作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体现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治理安徽的开明开放风格，县官们百无禁忌，坦诚讨论几十年来农村治理政策的得与失。

 

《人民日报》自林彪出逃、“文革”走下坡路后的1972年，开始提醒干部工作不要宁“左”勿右（周总理安排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自1977年11月起婉转批判“四人帮”的假“左”真右，到了三中全会闭幕后的1979年初，锋芒直指“左”。直到1月20日这篇新华社通稿，大胆挑明：许多年来我们党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建设，吃亏就吃在一个“左”字上。这个“左”字严重地打击了基层干部，剥夺了农民。（《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

 

翻检这篇报道，县委书记们的意见竟然跟邓小平的所思所想一脉相通。

 

县委书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一句空话，生产和科学水平老是落在人家后面，这种优越性怎么体现！去年全县农村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六十五元，不少地方每个工只分三、四角钱，少数差的甚至只分八分钱。照这样下去，我们如何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凤阳搞社会主义三十年啦，农村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这不能不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早就应该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了。

 

邓小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992年南方谈话）

 

县委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下边同志一听说今后不再搞运动就来了劲头。二十年来我在基层，名义上主要是搞农业，实际上七、八成的时间是在搞政治运动，斗别人，自已也挨斗。这们搞下去，谁还会有心思去抓生产。这二十年来，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七斗八斗，人心斗散了，班子斗瘫了，队伍斗乱了，生产怎么会大上！

 

邓小平：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992年南方谈话）

 

县委书记：有些地方把社员当作“时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来对待，产生了许许多多对待农民的极左作法，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竟然成了“革命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刮共产风，剥夺农民。“四人帮”横行时淮北盛行一个口号，叫做“窝窝头就咸菜，一心一意学大寨；窝窝头白菜汤，一心一意赶郭庄”。似乎社会主义就应该永远穷，劳动人民生活就应该永远停留在吃窝窝头喝白菜汤的最低生活水平上。这种政策和思想，怎么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邓小平：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

 

县委书记：这些年来，天天叫喊：“大批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连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搞清楚，批来批去，批自留地，批社员家庭副业，批集市贸易，甚至把社队企业也当作资本主义给批了。农业不批极左就分不清路线是非，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就得不到发扬，还是说实话的人吃亏，吹牛皮，说假话的人升官。

 

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的谈话）

这篇新华社通稿的作者之一张广友，新华社资深记者。1977年9月应万里邀请，借调安徽协助省委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1980年春调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1982年底任《中国农民报》（后更名为《农民日报》)总编辑。

1978年张广友（右三）陪万里在集市上访问药材个体户

 

安徽的突破背后，是来自北京的理解和坚强支持。人民日报敏锐地发现了安徽的异动，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出长年厄运的希望。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领导胡绩伟、秦川的延安战友。赵守一在“文革”中蒙冤，胡绩伟和秦川都曾为他的平反出过力。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就是赵守一及时通报给人民日报的。

（1949年的李庄）

 

对安徽农村改革，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看不下去了，气愤地说：“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必须痛加驳斥。”“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在《人民日报》发表《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提醒大家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人是干社会主义的”，把着眼点放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正在滁县农村采访的张广友拨通了北京长途，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提意见。

 

李庄说：“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人民日报》照登。”张广友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万里书记做了简要汇报。万里说：“他们不点名批判我们，我们也可不点名批判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刊登张广友、南振中等人采写的通稿《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以挑战式的口吻写道：“过去，一些人搞一平二调、瞎指挥，随意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基层干部和社员干生气。如今，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又有党组织撑腰，碰上破坏政策的人敢于斗争；碰上不符合政策的事敢于抵制。社员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谁违犯了也不行！”

 

改革开放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响应党心民心的顺势而为，也得益于全国各地各级干部的政治担当，党报的摇旗呐喊。首先是基层老百姓的舍命冲破坚冰（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18户村民摁“血手印”立生死状），才有三中全会的把握历史潮流，毅然疏通方向和航道。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察觉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秘密后，据秘书陈怀仁回忆，一开始虎着脸指示公社书记：“谁叫他们这么干的？马上并过来！”

 

可是，回县城的路上，车子行驶不到一公里，陈庭元又让司机开回去，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小岗村。看到各家各户在自己的田里忙活，陈庭元心一软，对公社书记说：“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还会有矛盾，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公社书记战战兢兢地说：“那你写个条子，将来出了问题，你调走了谁来保我？”

 

陈庭元吼道：“狗日的，这都是没有文件的，我写什么条子给你？就这样，不要误了春耕。”

 

为了乡亲们能吃饱肚皮，陈庭元顾不上自己的乌纱帽和人身安危，决定“瞒上不瞒下”，悄悄给予庇护。

支持安徽包产到户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奉调北京分管农村改革。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农口有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 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 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 里：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传统的“社会主义”教义已经成为极左政策的大本营和避风港，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中国古代政治家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大彻大悟和大无畏，万里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麾下，跻身为冲锋陷阵的“高级工程师之一”（田纪云语）。

 

上下呼应，党心民心水乳交融，改革开放蔚为大潮。这就是拨乱反正时期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像美丽的流星划过东方的天空。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