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党报感人故事：找回野人大学生-祝华新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1979年2月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一则不甚起眼的报道《昔日被逼成“野人”，今朝返校见光明——吉林大学党委为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彻底平反》。全文辑录如下，今天读来依然有惊心动魄之感：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吉林大学党委不仅为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落实政策，也为普通学生落实政策。不久前，他们找到了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失踪十年的学生任化民，并把任化民请回了学校。

任化民是吉林大学数学系1967届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他说过一些不满江青的话，写过批判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和一首《北雁南飞》的诗，就被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定为“反动学生”，受尽各种折磨。任化民无法忍受，于1968年10月5日逃走。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组织曾向东北三省各地发出通缉令，并派人到任化民老家搜捕。1970年他们又一次查询，仍未发现任化民的下落，以为他已发生了意外，将其户口、粮食关系全部注销。

去年夏天以来，吉林大学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发现十年前失踪的受迫害学生任化民一案还没有结果，决定由数学系党总支负责，再进行一次查找工作。他们按照任化民档案里提供的社会关系线索，逐个发信调查他的下落。去年九月，失踪十年的任化民回到了学校。

任化民失踪的这十年到那里去了？请听他的控诉：

他从虎口逃出后，先回到家里。家人最初把他藏到地窖里。几个月后，阴冷潮湿的地窖生活使他全身瘫痪了。经过家人的精心照料和治疗，1970年春天他逐渐能够活动了。四月他走出地窖，乘火车跑到黑龙江，到了大兴安岭山区的鄂伦春自治旗。在这里，他改名叫任启学。由于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衣、食、住多半靠别人帮助。有段时间，他曾躲到山上，住在用树皮和草搭起来的小窝棚里，常常用野菜、小兽充饥，过着野人似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任化民感到有了希望，到一家工厂做了一段临时工。去年八月，家里人突然带着学校的信终于找到了他。

任化民回到吉林大学以后，受到学校的热情接待。他十年前扔下的衣服、钱款，如数还给了他。去年十二月九日，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给他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决定按期毕业，分配工作。任化民在会上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颂扬了党使他重见光明的恩情，表示一定要把毕生精力献给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网上检索“任化民”，找到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亡命兴安岭》，可以了解当年的更多细节，跟好莱坞大片一样让人目瞪口呆：

那首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小诗是这样写的：“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结果这首普通的思乡诗被同乡揭发，说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在政治运动年代，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家里躲不下去，趁民兵看得不紧，在无月的下半夜，母亲摸黑为儿子做了顿饭。任化民吃不下，父母兄弟无声地哭作一团。父亲再三告诫：到外边再苦再难，也别走下道，别干伤天害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母亲也叮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前任化民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身上带着几个鸡蛋、一把电工刀、一盒火柴，斜出家门，翻过墙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踏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漫漫长路。

据说当年大兴安岭有十万“盲流”，其中包括“右派”、“反革命”、“走资派”，混不下去的农民。那里的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盲流”干。政府经常清理抓捕“盲流”，阿里河镇就有盲流人口收容遣送站。抓住先一顿胖揍，然后干苦力，挣够路费押人上路返乡。任化民作为没有户口和身份的逃亡者，在粮库干过，修过汽车，筑过铁路，当过木匠，放炮开山采石，还做过采伐倒套子（用牛从山上往下拖原木）的活儿，这是最苦最危险的活了。

在困厄中，基层老百姓无声的善良熠熠发光。有一次任化民躲在七十多岁的老王大娘家里，忽然街道有人敲门进来，大娘把他藏在日本式房子的小壁格里才脱险。此后大娘活到110多岁，生活仍能自理。每逢过年过节任化民去拜访老人家，她开朗地说：“我救化民积德了，活一百多岁。”

逃到内蒙境内，在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被一个打更的刘姓汉族老汉收留，度过了逃亡途中少有的温馨时光。这是一个蒙汉联姻的家庭，父母教育两个女儿说：“对没妈的孩子要高看一眼。”离开的时候，大叔让任化民记下北山（大兴安岭）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姓名，大婶帮他缝补衣服，女儿拉着马头琴，呜呜咽咽诉说着《嘎达梅林》。后来电影《归心似箭》上映，任化民连看了三场，看三场哭三场。

遇到好心人介绍对象，这是与电影《牧马人》类似的感人场景：

相面先生打量着姑娘说：今天相面，别人我收五角钱，这位姑娘的我不收。她是福相，大富大贵之人，别看现在有点寒酸，不久便能时来运转，给夫君带来好运。

任化民跟姑娘说：跟我过日子要受苦。她说：俩人受一份苦，总比你一个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穷三富过到老，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何况你这么能干！

大伙儿一撮合就成了。买间土房，大伙送点锅碗瓢盆，猛喝一顿自己酿的老白酒，就算结婚了。婚后知道了真情，妻子哭了：没想到你遭了那么多罪，我早认识你好了！

结婚不到十个月，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春风吹到了大兴安岭，母亲带着吉林大学数学系党总支发出的寻人启事奔走四方，在茫茫的盲流人群中终于找到了儿子儿媳。母子团圆，悲喜交加。母亲说，当年跑一个，现在回来三个（已怀孕），苍天有眼。

平反后，任化民拿着农村户口给妻子儿子落户，长春市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为难地说，我们从来没落过这样户口。当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任化民亡命兴安岭的经历后，立刻签了字，真诚地说：你爱人有福也不简单，是她给你带来好运，你们患难夫妻，要白头偕老。

一位记者问起任化民在颠沛流离中活下来的原因，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罪，我渴望自由，我想活下来，这是生存动力。保护我的是劳动和劳动大众，我学会了各种劳动，劳动使我与劳苦大众融合在一起，深深的掩藏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不被发现。善良人与善良人在一起，是人世间最大的安全屏障。”

（电影《牧马人》镜头）

这是发生在改革初年的政治传奇。一所大学对一个已经被吊销户口和档案的大学生，在其失踪十年后，根据他的社会关系逐个发信调查其下落，找回学校，让他就在“文革”中被关押的307教室重新走上讲坛执教。80年代举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错必纠、与民更始的历史氛围，令人感奋和怅惘。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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