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耀邦忌日，岁月残忍，转眼已过了整整30年。

耀邦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富有激情而又充满温馨的记忆。忘不了他在多么高大上的政治场合讲话，激动时站起来挥舞双拳，完全没有领导人的那份端庄肃穆。然而就是因为这些真情流露的细节，激荡着年轻人包括那一代大学生的心。

 

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击败美国队，摘取“三连冠”。我作为实习研究生在人民日报值班，记得在最后一局开始前，央视购买的现场直播时限已到，焦灼等待中我跟同学李力到小庄百货商场买酸奶吃。等到晚上，传来了何慧娴、李仁臣夫妇合作的长篇通讯《“三连冠”》。这篇占了半块版的报告文学开头写道：

 

张蓉芳挥臂一击，急如流星的排球重重地砸在美国姑娘手臂上，象鸟儿一样斜翅飞出了界外。

 

3:0，中国女排赢了！我们赢了！！

 

奥运会冠军的大门，终于被她们敲开！

 

梦寐以求的“三连冠”（连获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奥运会的世界冠军），终于如愿以偿！

这是改革开放的黎明，中国女排体现了一代人的精神焕发和美好愿景。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胡耀邦在北戴河外事场合也罕见地表达了个人的情感。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喜闻女排获胜，胡耀邦连声说：“好！好！”》（1984年8月9日）

 

新华社北戴河电：中美女排这场决赛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正在他举行的宴会上同朝鲜总理姜成山交谈。当他听到女排获胜的消息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好！”胡耀邦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姜成山。接着，两位领导人站起来举杯对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金牌表示祝贺。姜成山总理说：“中国运动员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献了一个礼。”胡耀邦风趣地说，“赢总是好的嘛！”

 

这是普通人再寻常不过的开心高兴，关键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耀邦不加掩饰，他总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心意相通。

 

后来胡耀邦对团干部说：除政治可靠之外，要把勤奋不勤奋作为青年干部的第一个条件。不勤奋，没有真刀真枪，练不出女排来。我的意见，没有拚搏精神的不要来。

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几乎绝迹。“文革”后，迫于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的压力，个体户重出江湖，但一度备受歧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回城知青田源在北京街头卖煎饼，在政府高层机关工作的妈妈怕丢人现眼，把儿子强行拽回家。长沙市曾有国营饭店营业员怒砸个体饮食摊的碗，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竟袒护砸碗者、指责个体户。

 

1983年8月30日上午，晴空万里，中南海洒满了明媚的阳光。300多名集体经济和个体户代表来到怀仁堂前，与胡耀邦等亲切座谈。此时我国个体劳动者已有186万人，集体经济从业人员2681万人。胡耀邦郑重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辛勤劳动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才不光彩。党中央和国务院充分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事业。

 

耀邦希望改变一种陈腐的观念，即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

 

在大连，摄影个体户姜维的摊档，因为"妨碍市容"的名义刚被取缔。正当他彷徨、困难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胡耀邦关于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声音，阴霾为之一扫。1984年元旦，"姜维影术社"在大连的中山路挂匾开张，市政协主席前往祝贺。（198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什么叫光彩，什么叫不光彩？》

湖南省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4岁的男孩在外玩耍时丢失，愁苦中听说胡耀邦来到溆浦县考察，金佑生斗胆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的信交给了随行人员。“胡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没想到，5天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来信，被犯罪团伙拐走的孩子很快找到了！

 

河北农民来信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经胡耀邦批示，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

 

自1979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起，到1985年7月，耀邦在基层考察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空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六年间共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件，平均每天一封。

 

耀邦批语写道：“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80年代的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一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恢复工作。他们原本起于田垄，“文革”中又被贬流落民间，深知底层民众的苦乐悲欢，因此当年的很多改革决策，大幅度向老百姓倾斜。

 

 

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媒体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傅聪郁闷，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在父亲、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擅自出走英伦。“文革”中父母不堪凌辱，在寓所双双自杀身亡。而国内有人不肯原谅傅聪当年的出走，对尊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出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据李春光回忆，他给耀邦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那个批示不妥。信件发走前，李春光征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枫的意见，赵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李春光坚持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这封信一字未删，李春光中午骑自行车送到中南海东门，告诉秘书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下午耀邦一上班，就读到这封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耀邦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的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傅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当年的出走表示愧疚，由此傅聪的名字脱敏，多次回到父母之邦。三联书店出版《傅雷家书》，载入傅雷、傅聪父子在异国他乡的书信往来，成为我这代大学生深受精神滋养的必读书。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

 

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的“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知识分子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三十年前的今天，耀邦病逝后，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里——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

 

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的通讯）

 

耀邦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访问人民日报老社长秦川，请他谈谈对耀邦的印象。秦川动情地一连用了4个“最”字：“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80年代，人民日报曾收到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来信，诚挚赞许道：“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