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今天的年轻人，“摘帽”是什么意思？恐怕很多人会想到ST股摘帽。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恢复正常，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仍为正值，可向交易所申请撤销特别处理，股票代码前不再有ST标记。

 

对于过来人而言，“摘帽”、“平反”和“改正”这几个词儿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平反”属于老干部，“改正”属于被“错划”的知识分子“右派”，而“摘帽”属于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当年还有一个词儿，叫“调整社会关系”，一举摘掉了“地、富、反、坏”的帽子，全面落实了民族、宗教、侨务等各项政策，使过去“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社会关系长期紧张的状况得到了全面改善。

 

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则重磅新闻《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作了明确规定》。中央的决定说，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公安部发出了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按照中央规定，要把群众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全部办好。摘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公安部通知有个亮点，就是“公民权”。“地富反坏”在自己的国家终于摆脱了几十年政治贱民的身份，有了做人的尊严和寻求个人发展的自由。在电视剧《大江大河》的开头，就是这样的帽子让宋运辉姐弟面临残酷的选择：虽然上边高抬贵手，但宋家只能有一人上大学！姐姐含泪退出，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邓小平对限制年轻人学习深造的“政审”很反感，1977年对教育部负责人说：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在这一年的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干脆明了地表示：“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人民日报在摘帽新闻的第二版，刊出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答本报记者问，谈到中央决定中提到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这里讲的“极少数”，应当怎样掌握？赵苍壁部长回答：不做坏事，这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没有搞阶级报复、没有搞打砸抢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不要搞土政策，不要抓小辫子，例如把搞家庭副业说成“搞资本主义”，把提意见说成“乱说乱动”，等等。因此，不能摘帽、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应该是极少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确实做坏事的人。这个极少数，是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地方、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们党实事求是、光风霁月的胸襟！

 

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也有一个成语让人眼前一亮，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人民日报义正辞严地写道：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适应新的情况，继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反动的血统论，把地、富、反、坏的子女，甚至连地主、富农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主、富农分子，属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蓄意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摧残年青一代的身心。

 

这些可怕的政治帽子，是如何摧残年青一代的身心，从人民日报事后的摘帽报道中可以依稀看出其中的凄厉和苦楚。浙江诸暨农民何燕德，过去因为没有摘掉地主分子帽子，儿孙三、四代受影响。去年六月，他孙媳妇正在山上采茶，听到了何燕德摘掉帽子的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逢人便说：“真好，真好，我的爹娘和哥哥也好到这来走亲威了。”重孙女也拍着小手，笑盈盈地说：“太公帽子摘掉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红领巾了！”

 

在诸暨枫桥公社，摘帽引出了一个“三喜临门”的故事。年过半百的崔仲文夫妇双双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接着，小儿子光荣参军，被选送到空军部队。不久，大儿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搁置多年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记者前往他家访问时，正赶上大队党支部组织春节拥军慰问。只见他家门口站满了大人小孩，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把“参军光荣”的红匾钉在他家门上。崔仲文一家老小十几口，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他的女婿乐呵呵地说：过去老的戴着帽子，做子女的也提心吊胆。因为怕被说成阶级界限不清，我和妻子只能黑夜偷偷到家来走走。现在党的政策暖人心……（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

水岭大队农民翟当民抱怨工作队队长牛惠义不让大队放电影，赶巧牛队长听到，当即拉住翟当民说：“地主子弟露原形啦！”责令翟写检查，反对县委工作队，破坏农业学大寨。组织批斗，命令翟回家背树游街，扬言：“你背不了让你爹背，你娘背，你媳妇背！背来游完水岭游高村（翟当民岳父居住的村庄），游了高村游涧北（翟当民姑、姨、舅居住的村庄）。”在牛惠义的威逼下，翟当民回家服毒自杀。

 

其实，翟当民出生贫农家庭，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共青团员，只因为1岁多过继给地主翟国华做养子，落下了致命的把柄。翟当民死后，妻子找到县委和地委喊冤，却被告知：翟当民是“畏罪自杀”，死了还要批判。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出面干预，检察院仅用10天时间查清案情，“冲破阻力，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将牛惠义逮捕归案，并向法院提起公诉。（198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检察院不畏权势、冲破阻力依法逮捕逼死人命的牛惠义》）

 

人民日报还报道过一个与电影《何以为家》类似悲痛的故事。京郊女青年赵淑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受到村里人的欺负，甚至连小孩子也敢打她，父母也不能替她说话。十五六岁开始参加集体劳动，个别干部总是挑刺，田里的赖活不是她干的也时常怪罪到她的头上，工分则低于一般的女劳力。1974年她上访回村后，队干部把她家借住的房子刨了，全家只得搬到一处破房去住。她被生活所迫，随表姐到东北找对象，当地来函索要证明，大队复信说她是“骗子”，结果对象吹了。几次找对象，都被队里在手续上卡住。再次上访回村后，队干部将她捆上，头发推光，关在小土洞里。从此，赵淑英流浪在外。先是用离开家时带在身上的钱买点吃的；钱用完了，就捡些破纸卖；破纸捡不到了，就串饭馆找点吃的，因此多次被收容。最后迫于无奈，在北京火车站借替人看东西之机作案三次，计窃人民币四百一十余元，通用粮票三百一十余斤。

 

令人意外又格外感动的是，在“文革”结束后实事求是的思想氛围中，法院对赵淑英犯罪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放弃了起初判刑3年的处理意见，决定免于刑事处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接赵淑英回村的时候，代表大队承担了责任。打骂过赵淑英的生产队长也承认了错误，介绍了生产队的变化，鼓励她回去好好干。赵淑英当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1979年3月1日《党的政策暖人心》）

 

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日发表新华社通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全国给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建国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四类分子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胜利完成》。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提到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许多地方对已死亡的人员，根据他们家属的要求，凡生前确已得到改造的也给摘掉了帽子。各地对已经出国、出境的四类分子，也全都摘掉帽子，并通知了他们的家属。

 

2000万人的社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阳光下，堂堂正正地抬起头来，为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才智，也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精神自由。

在历史转折关头，人民日报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富农出身的社员张京彦，在选举生产队长时得票最多，有些社员心里嘀咕：大队和公社让不让他当？信用富农子，是不是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公社党委认为，根据宪法规定，他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他得票最多，当然可以当队长！爱人惴惴不安地对他说：“咱成份，还是老实巴交当社员，这个队长还是推出去吧！”张说彦回答说：“‘四人帮’打倒了，咱再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党和群众相信咱，搞集体生产需要咱，咱就应该挺起腰杆干！”（1979年2月26日《他得的选票最多该不该当队长？》）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查良镛（金庸）。邓小平作为政治家，金庸作为小说家，两人早已相互欣赏。查良镛出生于当地名门望族的海宁查家，1951年父亲查枢卿“镇反”运动中作为“地主恶霸”被杀，刑场就在查枢卿当年兴建的龙头阁小学操场。金庸的继母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金庸在香港接到噩耗，痛哭了3天3夜，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月云》中用尽量平静的笔调沉痛地写道：“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

 

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中，邓小平谈起此事，劝慰金庸“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表示父亲的命运属于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1985年，浙江海宁县法院复查旧案，宣布查枢卿系冤案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