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评论《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中国改革狂飙突进的80年代，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背景下，党报评论提出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命题：商品经济——民主与科学生长的土壤。评论写道：为什么“德”、“赛”两先生在中国有这般困难的遭遇？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很难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破壳而出，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没有对民主与科学提出自身的强烈需要。尤其是中国始终缺少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这一课。民主需要广泛的大众参与，它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集体和各自利益的自主反映。然而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大家都吃一锅“大锅饭”，公民意识被平均主义淹没了，因此在旧体制下，很难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为它发展的基础，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市场平等交换中产生平等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观念，培养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

 

这是80年代体制内一个代表性的观点，力图把知识界对民主科学的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党领导的“四个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上来。当时人民日报教科文部的夜班编辑议论：“德先生”、“赛先生”离不开“康先生”（commodity，商品，代指商品经济）的基础支撑。

 

这篇评论是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布置，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执笔撰写。据老罗回忆，文中老钱有关键性改动，就是在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之前，一律加上“社会主义”。发表时没有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好像是当时分管评论的副总编辑范荣康的意见。署名“季言志”，套用“诗言志”，意即“纪”念，亦“言志”也。

 

 

“文化大革命”过后的党中央痛定思痛，励精图治，有抱负也有足够的自信，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建设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

 

当时我采访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率先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较早地报道了“赛先生”和“康先生”的携手：

 

一曲《歌德巴赫狂猜想》，把陈景润式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形象，镌刻在千万读者的记忆中。独处斗室，不习俗务，整日整夜地伏案疾书……一时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剪影。然而，1983年以来，人们自以为已经熟悉的“陈景润”们变得陌生起来。7.5万名知识分子从研究所、高等学府等处走出来，在近万家民办科技实业机构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他们西装革履，应酬自如，精明过人，满口“风险投资”、“市场占有率”，一上班首先看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昨天的商品销售额。有时，他们也会告诉一名不称职的雇员：“从明天起，您就不必来上班了……”在这场人口转移的背后，是“赛先生”（科学）与“康先生”（商品）的历史性握手，将把商品经济的竞争、效率、风险、人才、民主等观念注入我们的文化。（1988年1月人民日报《书生走向市场——民办科技实业家的选择与困惑》）

 

我在采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时，得知主持人虹云在北京问过一个修鞋的浙江小伙子：“你一个人从农村跑到北京来，怕不怕？”小鞋匠奇怪地看了她一眼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也不比城里人少什么！你的优势不就是住在这儿吗？我的优势是有钉鞋这一技之长。说高尚点，我是来为你的生活服务的；说低了，你是来求我帮忙的。咱谁也不欠谁的，我们为啥要怕？”小鞋匠情不自禁口出狂言：“中国这么大地盘，难道只有乡下的土地属于我们农民？”如果考虑到大城市的青年宁愿待业也不干这类“下贱活”，如果考虑到不少科技人员断了国拨经费、走进技术市场时的惶恐，你不得不承认，对于“康先生”，有时那些没有被社会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包下来的农民、个体户比知识分子更有发言权。（198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让启蒙走向大众》）

 

80年代的人民日报坚定不移地维护经济改革。1987年初，耀邦辞职后，党内出现了“自由化的根源在经济改革”的杂音。浙江乐清县有一个28岁的年轻道士下山还俗，先干建筑队，后来又跑供销，赚了些钱，盖了一座小楼。这一下子，他的心也凉了，回到哑叭洞道观修行。过了几个月，他下山看了看，似乎没“闹”起来，心又动了动。领导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批评了那种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措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后，他才重下决心，告别道观，回到商品经济中干了起来。（198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温州人的喜与忧》，作者马立诚）

 

经济改革，是80年代体制内竭力捍卫的底线。正如领导人在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痛斥：“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季言志”的五四评论注意到，随着近年来改革遇到困难，社会上、尤其是部分青年中交替出现悲观情绪和急躁情绪。评论冷静地呼吁：有志于投身中国改革伟大事业的青年，一定要学会韧性而踏实的工作精神，避免急躁情绪和不冷静的行为。因为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民主建设，脱离实际可能性，一厢情愿地急躁冒进，往往欲速则不达。就“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本身而言，它在当时几乎只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激动，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基础。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两千年的根基，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厚土之中。如果不触动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单独推进文化变革也难免无路可走。

 

“季言志”的五四评论告诫：很难设想，民主政治可以甩开商品经济的进程独自在一个早晨完成。“五四”以来脱离经济基础的民主呼喊屡屡落空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们要坚定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既然是一种建设，就只能随着商品经济地基的打实，一砖一瓦地垒筑。

 

“文革”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民主，尊重科学，体制内与知识界共同反思几十年政治运动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危害，对于市场化、民主的改革方向有高度共识，但在社会演进的路线图上又要明显的差异。早在1987年10月，罗荣兴、曹焕荣、祝华新的长篇政论述评《改革阵痛中的觉悟》提出，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处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至1000美元发展阶段（因美元的实际价值在变动，更确切地说，是从温饱到小康这个发展阶段），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1988年物价闯关的挫折，以及“季言志”的五四评论发表时面临的躁动，在一定程度证明了学者的忧思绝非空穴来风。

 

30年过去，当年的声音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漫天风沙中，重新翻检出来，当年的良苦用心，依然激荡过来人的心胸。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