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老报人似乎都有长寿基因。九旬老人有季音（前农村部主任和干部部主任）、钱李仁（前社长）、林晰（前工商部主任）、李玉田（前理论部主任）等多位。6月5日，80年代中后期的副总编辑陆超褀生日宴上，众人举杯之际，老陆说：今天按阳历说我满94周岁，按阴历说95岁。我说过，不到100岁不过生日。

 

老陆身体硬朗，每天上午到报社小公园遛弯一两个小时。在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网和读报。本月4日我走进报社南区他家时，见电脑桌上摊开当天的报纸第10版，老陆指着《尝鲜5G，领跑未来》这篇报道说，5G真了不起！近年来，老陆感叹当年一起共事的老人越来越少见了。他曾经给报社老干部局建议，能否找一天约上所有老同志小聚，为腿脚不便的老同志下楼外出提供方便。平时我到诸位老领导家看望，发现他们似乎没能享用微信的社交便利，总是急切地问起老同事的现状，却未能建立日常联络的网络渠道。今年5月底，曾在理论部工作过的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所长）在北京病故，在本报老同志微信群“金台园”里引起一片感慨唏嘘。

这是2013年春节聚会时的本报五老，从左至右：谭文瑞、钱李仁、陆超褀、保育钧、余焕椿。其中，前总编辑老谭和前副总编辑大保已故。我把今年老陆生日照片发给老钱，老社长很快回邮件说“十分兴奋地投入当年与老陆及诸位合作奋进过程的回忆之中”，并自述“健康状况比较稳定”。

 

人民日报的这些老报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秉承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放思想，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推动了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在党代会文件中提出了舆论监督的命题。陆超褀副总编辑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一些有监督职能的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共话“如何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见1988年1月2日《人民日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厚德认为，舆论监督是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搞好舆论监督，会促进党纪、政纪、法纪的监督。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应该让人民知道。政务要在人民内部公开，扩大民主。要尽量增加透明度，增加开放程度。

 

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李刚锋希望：从揭露批评消极的东西引出积极的结果。批评要有下文，事情怎么处理，怎么纠正了，有关单位要有答复。错误的东西，党组织确实严肃处理了，群众从中就可看到党风好转的希望。

 

与会者建议，舆论监督要充分发挥作用，要加强同其它具有监督职能部门的联系。陆超褀审定的“编者按”引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一段话：“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陆与本报编委会诸位前辈一道，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推动拨乱反正、农村大包干、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坚守历史正义，展示了共产党人奋不顾身的精神风范，为后生如我所景仰。

坐在老陆身边的，是84岁的前副总编辑余焕椿。过来人记得他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1978年6月8日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用人民日报掌握的扎实材料，在全国政协文化组公开呼吁为1976年清明节事件平反。这件事成为结束极左路线、执政党与民更始的重要拐点。

 

1982年人民日报老记者金凤和余焕椿采访了“文革”劫后重生的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他从党的历史角度，回顾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存在两种相反的主张。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而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倒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主管中宣部，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1956年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陆定一动情地谈起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情怀。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十月革命时俄国的知识分子不同，很少有人逃到外国去。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李四光、钱学森、吴仲华等科学家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千方百计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知识分子，包括小学教员，几乎都受到打击和冤屈。他们平反之后，绝大多数毫无怨言，继续在清苦的条件下，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中国这样好的知识分子，全世界是少有的。他们应该受到信任和尊重，不应再受到歧视。”（见1982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老记者张宝林、高宁夫妇，是解放前接受周恩来领导的大公报记者高集、高汾的女婿、女儿，被我的同事李泓冰誉为“满门忠烈”。记得张宝林写过一篇“今日谈”《关肃霜戒酒的启示》，感佩老艺术家关肃霜在一次演出中因为酒后受风而嗓子失润，毅然断绝了与杜康三十多年的缘分（见1982年5月16日《人民日报》）。今年72岁的宝林兄大有关肃霜当年的责任感，仗义执言，一介儒雅书生内心的坚忍，依稀是革命长辈的献身精神。

 

 

曾在本报评论部工作的政论家马立诚，信息畅达，思想犀利。1987年初耀邦辞职后党内出现了一些“左”的声音。老马到商品经济发源地温州采访，写出《温州人的喜与忧》，发人民日报头版。温州人说：“就是怕政策变，一变就全完了。”在温州，也有个长期未了的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每当这种争论一起，温州人的心头就罩上了一层捉摸不定的阴影，经济的发展就受到干扰。本报“编者按”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就严正指出：“衡量是非、判断进步还是倒退，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是我们吃了不少亏才得到的。”三十年来每次报社老同志小聚，老马总是讲“大地微微暖气吹”，乐观展望未来。此次生日宴上依然滔滔不绝，让大家听得入迷。

老记者杨良化向老陆和大余两位老领导致意。还记得35年前老杨随中国首次赴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启航出征，我在本报三版做夜班编辑，隔两天前方就传来老杨神采飞扬的稿件。在夜班做编辑的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南极考察船队驶入太平洋》

《我南极考察船编队已驶至关岛海域》

《我国南极考察船队通过赤道》

《我南极考察船队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

《南极考察船队通过南回归线》

《我南极考察船队安全驶过西风带》

《一路破浪　一路科研》

《南极，请你作证》

…………

 

南极往返，行程逾十万里。80年代的人民日报，很多报道和评论，都洋溢着记者见证和参与创造历史的豪迈。在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广东承包鱼塘、深圳特区、蛇口风波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上，党报忠实而大无畏地反映党心民意，站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我们这代党报记者曾经的真诚和灼热。无论多少年过去，80年代永远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在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还记得余焕椿的老伴、我的教科文部同事蒋涵箴阿姨，对一次少先队会议的报道，至今读来依然心潮澎湃。

 

本报讯　记者蒋涵箴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日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期间，接见了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对全国少年儿童寄予莫大希望。

 

　   耀邦在接见代表时说，你们这个会也叫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树雄心壮志的会议。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只能代表二十世纪。到二十世纪末，要靠你们，靠你们上台，靠你们接班。你们将来要比我们现在强。你们的本事应该比我们大，人民需要你们的本领比我们大。

 

　　紫阳亲切地勉励孩子们说，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后浪赶前浪，一代胜一代。你们肯定比我们强。我们下一个世纪肯定比这个世纪好，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青少年一代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奋发图强。

 

　　参加接见的还有万里、习仲勋……（见1984年8月4日第一版《人民日报》）

 

伟大的80年代，曾经的凯歌前进，曾经的坎坷曲折，从来不需要想起，从来也不会忘记。诗书俱佳的张宝林兄，曾有小诗赠老社长胡绩伟，有句“寻常看起落，潇洒写烟尘”，我想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期许和内心写照。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