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远去的时代荒唐的故事，今天听来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乐秀良的文章《日记何罪！》立刻在全国读者中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
日记记录着个人生活中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翻看日记，成功的、失败的、悲哀的、欢乐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本日记，在抄家时被劫走了，而且被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歪曲捏造，罗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只要你在日记里对领袖的个别言论稍有异议，即使是正确的，也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组织批斗，判处徒刑，直至以“恶毒攻击”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极刑。
在政治高压下，人们只得悄悄烧毁日记，从此掷笔；或者为了保险，把日记变成了流水账，大段地抄着领袖“语录”；或者用暗语、代号来记录一点自己想说而不能说、不能记的事件和思想。
日记有罪，法制无存。这篇文章呼吁：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国家的法律必须真正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真正保障写日记无罪；保证日记不致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
三个多月后，乐秀良在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登出续篇《再谈日记何罪》，对保护日记隐私的法理正当性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任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罗织冤狱，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乐秀良分析：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两段时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批评，对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做法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全体人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问题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是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乐秀良强调：对某些日记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应进行具体分析，帮助改正，决不能斩头去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日记何罪？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当年却是一个关系到那些喜欢提笔记事的党员、干部和普通公民的安危乃至性命关天的大问题。乐秀良文章见报后，有21个省市区几百位因日记蒙冤的苦主来信，附上当年作为“罪证”的日记摘抄，要求代转申诉书，甚至登门喊冤。
人民日报文艺部把一部分申诉刊载在供领导部门参阅的《来信摘编》，或转给有关地区和单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精神的落实，各地报喜的信多起来了。一些同志寄来了法院的批复：“撤销原判，宣布无罪”；有的寄来了纪委的通知：“原来定性不准，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有的寄来了县委的决定：“属于错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有的来信报告自己恢复公民权、公职、学籍、军籍和党籍；有的补发了工资，晋升了职务；有的找到了理想的对象，成立了小家庭，寄来了合影和喜糖；有的夫妻复婚，破镜重圆，寄来了“合家欢”。
这些凝结着泪珠的来信，与乐秀良的文章，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合编一本《日记悲欢》出版，法学家张友渔作序，强调指出：国家应当从法律上保护每个公民写日记的自由。
但也有人还生活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对政府不再追究日记里的差错怅然若失，扬言“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日记有问题，还是要处理！”
在那个拨乱反正狂飙突进的年代，党报连发6篇文章，耐心澄清：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保护日记的关键。这是实事求是旗帜飘扬的年代，公权力审慎自敛，从私密日记等私人场合退出，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生活不受打扰，这是改革年代与“文革”年代的一个分水岭。
一位因日记蒙冤多年终获平反者的妻子，含泪送给乐秀良一副对联：“两篇文章发表，海内识知已；三载书信往来，天涯若比邻。”横批：“明朗的天”。
人民日报《日记何罪！》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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