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噩梦醒来，如何总结“带血的教训”（邓颖超语），避免这场党内外一致认定的“十年浩劫”再次发生，作家与老一代革命家一道，陷入的沉痛的思考。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了一个在“造反有理”年代学坏的男生宋宝琦，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重回班级，引发女同学集体罢课抗议；但他用更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一个貌似政治进步却又精神扭曲的团支书谢惠敏，让那个年代的读者深为震惊。

 

谢慧敏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她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发现同学在自习课上偷看小说《青春之歌》，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立刻没收上缴老师。她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却高度警觉地关注班上同学的思想动态，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谢慧敏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品质，例如不辞辛苦，坚持把同学随手带出的一棵麦穗送回村里，因为不能让贫下中农受损失。只是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扭曲了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天真烂漫。谢惠敏给老师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老师没有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问她：“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简直不能理解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而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当过15年中学教师的刘心武，揭示了极左政治给年轻一代带来的精神创伤。在刘心武看来，谢慧敏和宋宝琦同属问题学生，只不过两人的伤痕“一暗一明”，“一深一浅”。“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残害了多少青少年纯洁的心灵！

《人民文学》编辑部被这部小说极大地触动了，却又鼓励重重。一派意见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主编张光年闻讯召集有关编辑开会讨论，这位当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提出：小说题材抓得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小说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张光年的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局部修改。《班主任》顺利发表在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比卢新华1978年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说《伤痕》还早，可以视为“文革”后“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一石激起千重浪，小说风靡一时，杂志社收到的读者来信之多，办公室书柜容纳不下，不得不去买麻袋来装。

 

这是一个时代的觉醒。“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正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民族性劫难，看到这场劫难不仅造成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扫荡性的摧残，而且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严重扭曲。谢惠敏式的人物就是被扭曲的典型。新时期文学一问世，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观念产生巨大怀疑，就热切地关心着人，呼唤着对人的尊重。这些文学的拓荒者凭着作家的直觉，感悟到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是非人道的。新时期文学的深刻性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当时一批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小说，都是作家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眼光所看到的伤痕与泪痕，都是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非人的悲剧的揭示。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

 

如果谢慧敏的班主任在今天，敢于纠正学生被极左观念迷惑的偏执和无知，会不会惹出麻烦而被下岗？当年虽然有人指责《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负能量，但主流舆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人民日报 1979年8月20日刊出杜雨的文章《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文章严正指出：

 

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如果说刘心武揭露了谢慧敏身上“文革”的“内伤”，作家铁凝则塑造了一个改革年代人性和个性开始复苏的女生形象。从“文革”开始后“铁姑娘”的遍地开花，中国社会步入到病态和灾难的深渊；而新时期之初，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拐点，到铁凝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安然坦然穿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拒绝造作虚伪，表明“女性逐渐走出‘非女性化’的年代，中国社会又开始恢复正常。（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如何写好一个“女”字》）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