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看电视剧的我，近来追了几部剧：《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还有就是这一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献礼片《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描写了“文革”过后、改革初年三个男人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故事：农村退役军人雷东宝带领乡亲包产到户，大学生宋运辉在国营化工厂技术改造中崭露头角，少年失怙的杨巡做个体户生意养活全家。从山上喂猪的勺子、切猪草的木头、锈刀，到雷东宝的粗布旧军装和白衬衫，电视剧每个细节都很逼真；更是由于阿耐的小说原著基础扎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伟大时代如何改变了草根和“贱民”的命运。

 

恢复高考后，宋运辉和姐姐宋运萍高考成绩都过线了，宋运辉还考了全县第一名，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迟迟通不过。在镇革委会大门前，宋运辉顶着毒辣的太阳，背了200多遍人民日报评论，终于感动了李主任。但慑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县里只批准宋家一个上大学名额。姐姐含泪签下放弃政审的保证书。宋运辉埋怨父亲的历史拖累了家庭，父亲无言以对，忧愤和愧疚之下喝了农药，急送医院抢救过来后，终于接到了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种绝处逢生、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过来人才能理解和体会。

个体户杨巡做生意失败，女朋友小凤被人夺走，自己被情敌踩在脚下，受到无情的奚落：“你识相的话，就让小凤走，过上好日子。其实，你就是个要饭的！你像个狗一样。”杨巡痛苦地趴在地上，无力起身。在剧末，个体户杨巡为买下电器市场而恳求雷东宝的大队做挂靠单位时，一番话吼出了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内心的期待和觉醒：“我就是为了多赚点钱，有错吗？你知道做生意的苦和累，你知道做生意做成后的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难道为了自己有罪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个体户那么难吗？你知道社会上人怎么看我们吗？觉得我们自己出去挣钱是为了自己，一点都不光彩，这就是有罪的。我就是想赚更多的钱，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了，走到哪儿都受到尊重。那我们就不值得被尊重吗？我们做什么都不能被尊重吗？如果我们是黑了心赚的，没人认，我认了，我就想赚更多的钱，我想站着把钱挣了，我不想永远跪着，点头哈腰地挣钱，我想为了我妈、我弟弟妹妹，大家伙，堂堂正正地把钱挣了，这有错吗？大家伙可以为自己，有尊严地、拼命地活着，这不行吗？这不是很好吗？”

 

长期生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匮乏、精神压抑，连读书、工作、结婚和出行住宿都需要单位提供证明的中国人，发出了渴望自由和尊严的吼声，令人动容。

有趣的是，《大江大河》里有诸多人民日报元素。宋运辉争取上大学的权利，背诵了200遍人民日报社论；在大学政治课上给全班同学念《人民日报》；给未来的姐夫雷东宝介绍人民日报上各地农村承包制的做法。在“文革”刚刚结束、乍暖还寒的时候，人民日报倾听和反映人民的呼声和大胆创造，追随邓小平、胡耀邦等务实开明的领导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承包、城市私营经济、国企改革的历史大潮。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为人民公社体制松绑，写上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在当时的政治理念和权力格局下，授权修改文件的新任政治局委员紫阳尽了最大努力，把过去强硬的“不许”改成了温和的“不要”：“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不要”还允许某些例外，这就为农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使过去完全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变为可允许、可接受。人民日报就从这道门缝中看到了机会，与基层干部和农民一道，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中央文件仅限边远山区才能包产到户的政策防线很快被冲破。各地农民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都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人民日报农村部，从安徽、四川、内蒙，到广东、云南、贵州，不论是边远地区还是沿海地区，只要包产到户能让农民不再挨饿，帮他们脱贫致富，党报均给予正面评价。

 

在党内价值取向不一、政策边界不清的情况下，人民日报遵循三中全会精神，把农民偷偷摸摸的改革尝试拿到桌面上来吆喝，热情洋溢地向全国其他地方推销。记者许仲英1979年春天去江浙农村采访。在黄岩县，一位五十来岁的大队支书隐约透露农民合计着还要搞50年代尝试过的包产到组，就是不知道中央准不准。许仲英当即以党报记者的身份打气说：“现在不是过去了，中央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能增产，群众又愿意干，是不会有人批判你的。”

 

大队支书听了，眼神一亮，精光四射，当即约请记者秋后再来大队看看包产能不能增产。许仲英前脚回到北京，浙江省委后脚就把人民日报告到了中央。省委常委会想必对毛泽东当年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心有余悸，有人抱怨：“人民日报的老许在黄岩说可以搞，结果那里搞起来了。我们叫黄岩纠正不好，不叫纠正也不好。”

 

1984年许仲英再访浙江，省委书记当面表示了歉意：5年前人民日报记者的黄岩讲话是对的，符合中央精神；当时省委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待群众要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是不对的。省委负责人已经在党代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1957年的“反右”，让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敢言者蒙冤落难。在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争取下，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开了一道口子：“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循循善诱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给党提意见），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傅雷夫妇被打成右派，1966年双双自尽，“文革”后儿子傅聪、傅敏抱着父亲遗像参加傅雷追悼会）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党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还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记者、后来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据戴煌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

 

《大江大河》导演说：“我们对改革要有敬畏之心。”改革开放进入第41个年头。改革前，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改革给一代人铭心刻骨的记忆，绝不仅仅在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比今天的“获得感”更震撼心灵的“解放感”。“知青”作家肖复兴说得好：“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恢复人的尊严吗？使人的基本权利从某种禁锢中解放出来吗？然而，人们都在说：改革就是为了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1979年首都机场出现裸体少女油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