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陆陆续续在看电视剧《父母爱情》，被该片厚重的历史感和人生沧桑所吸引。在新中国草创初期，青岛资本家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姐安杰嫁给了从农村参加革命的军官江德福，虽然婚后少不了“资产阶级”趣味和农民、军人观念习惯的磨合，但在军营成功地避开了那个年代的大风大浪。即使儿女翻出她深藏箱底的旗袍差点惹祸，关键时刻还是江司令的一声怒吼，赶走了乳臭未干的造反小将。正如江德福所言：“幸亏你进了岛，要是在外边，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早就打成右派了。”

 

而安杰的姐姐一家却无处可逃。姐夫欧阳懿出身于旧中国一个十分富足的家庭，早年留洋，受过高等教育，“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瞧不起江德福这样的大老粗，表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轻狂地扬言“没有他们老子过得更好”。欧阳懿故意在西餐馆设家宴，存心要看老江用不惯刀叉、吃不了几成熟牛肉的洋相。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欧阳懿没有离开祖国，留了下来，但他的口无遮拦，恃才傲物，很快便在“反右”运动中折戟，发配黑山岛劳动改造，连累妻女也离开青岛，全家到荒凉的海岛凄凉度日。

 

欧阳懿在政治高压下变得沉默寡言，遇到小战士也弯腰鞠躬，甚至拒绝与安杰会面。安杰的姐姐安欣陪伴丈夫到黑山岛含辛茹苦，被安杰请来伺候月子时，姐妹俩在一张床上的悄悄话，像尖刀一样伤人心：

 

“你想我聊什么呢，想听我说什么呢？想听这些年吃的苦，不如意，穷困潦倒，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难道我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欧阳懿和安欣在命运的揉搓中，顽强地捍卫着最后一丝尊严。欧阳懿每日在海边行单只影打渔，内心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那份孤傲。

最让人动容的，是对欧阳懿的称谓。第一次在西餐馆见面，江德福大大咧咧地叫他“老欧”，让欧阳懿很不受用。欧阳懿落难后，带着家人在孤岛卑微谋生，更是成了被呼来喝去的“老欧”，内心的创伤非外人所能尽知。在终于摘掉“右派”帽子后的家宴上，他对自己叫“欧阳”还是“老欧”耿耿于怀，终于在醉后伏案痛哭，埋怨妻子安欣：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作践我了，我不是老欧，我是欧阳懿啊——”

 

忍辱含垢多年的压抑，决堤而出，一泻千里。

 

不是过来人，很难体会政治身份给个人和家庭如泰山压顶般的重负。“右派”身份，失去知识分子的职业保障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让原本过着“资产阶级”优雅生活的欧阳懿和农民背景的江德福，连带两个家庭有了天壤之别。江德福司令到黑山岛检查工作，在码头看到昔日心高气傲的姐夫在扛麻袋；安杰在解放军战士陪同下乘舰艇离开黑山岛时，远远看见欧阳懿在海上奋力划船的孤独身影；欧阳懿一家吃窝窝头，两个女儿穿着像小叫花子般，安欣为招待已是司令老婆的妹妹，翻箱倒柜想找出一只像点样子的茶杯……

 

等到“右派”“改正”（电视剧里误为“平反”）后，欧阳懿获得了自由，却找不回知识分子的本真。炒股，网恋，成为精神上的“侏儒”。让人不由得想起那段话：

 

那些被我们畏惧地称之为岁月、命运、历史之类的东西，滚滚而来，然后碾碎了这条路上所有人的人生。

 

更多的普通人，还没来得及发出呻吟，就成了时间的亡魂。

 

《父母爱情》写的是江德福、安杰夫妇几十年的相爱相守，当年的“政治运动”本是朦胧的历史背景，恐怕只有过来人才看得懂其中撕心裂肺的委屈艰辛。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新中国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思想底色倾向于自由主义，始终得不到信任。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两次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从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唯一让人欣慰的，倒是当初被欧阳懿看不起的江德福怜惜家属亲缘，鼓励安杰暗中与姐姐来往，多有照顾，还安排姐姐的两个孩子到广州当兵。姐妹两家子再次见面，已是海岛司令的江德福对这位沦为政治“贱民”的连襟改口尊称“欧阳”，并叮嘱孩子们不准叫姨夫“老欧”。昔日的“鸿儒”，终究还是在“白丁”身边找到了一份真诚的温暖。真是命运弄人！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14日）